编者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纪委宣传部联合省纪委离退处推出“难忘的新中国记忆”专栏，以一名老党员的生动笔触，书写生活感悟、工作经历，抒发爱党爱国的浓浓情怀，点赞新时代美好生活，助力全省追赶超越和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第1期·一段难以磨灭的印记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左一为张旭。

1973年6月9日，在凤凰山下，周恩来总理与张旭同志亲切握手。

都说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回忆过去，我自然也不例外，时常静坐沉思，抚今追昔……今年5月15日，观看了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之后，更是心潮难平。影片中再现的一代伟人心系老区人民之感人情景和我参与接待周总理延安行有关活动的尘封往事，把我的思绪引回了充满激情的延安岁月。

1970年12月，我由南泥湾省直“五七”干校调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先后担任主持工作的副馆长、馆长）。延安革命纪念馆始建于1950年，位于凤凰山麓革命旧址前。据馆里的同志介绍，建馆二十多年来，纪念馆的基础设施已十分陈旧，展厅狭小且比较简陋，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受规模限制，无缘与观众见面。当时正值“文革”中期，来延安参观学习的国内外观众有增无减，很显然，纪念馆的现状无法满足愈益繁重的政治宣传教育任务和正常接待的需要。而建设新馆之事酝酿日久，却迟迟未能定下来。

1971年3月，省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李瑞山、胡炜、黄经耀等来延安，在纪念馆听取了省革委会外事组组长鲁曼和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土金璋关于纪念馆有关情况的汇报后，同意在延安王家坪革命旧址西侧，建设纪念馆新馆，建筑面积控制在5000平方米左右，确定投资90万元。同年5月，鲁曼、土金璋及纪念馆副馆长刘克廉、高英杰等同志赴京向邓颖超和中联部汇报延安纪念馆迁建有关情况，中央确定新馆的名称为“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7月上旬，我与承担新馆设计任务的陕西省建筑设计院的顾宝和同志来到西安丈八沟宾馆，向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等有关领导汇报延安纪念馆的迁建方案，并将建筑图纸送审。新馆建筑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至此，新纪念馆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1971年秋季，新馆破土动工，施工单位选定省建五公司。由于此项工程未列入基本建设计划，所需材料没有来源。我们只能多方求助，找计委、找外办、找中联部，也向一些曾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领导寻求支持，最终逐项落实了经费和建材。

在整个基建过程中，基建办的同志全身心扑在工地上，施工缺什么就跑什么，四处出击、八方采购。要说累真是很累，但大家并无半句怨言，都为能亲身参与此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而自豪。1972年底，土建工程基本完工。1973年初，馆里着手组织实施了从旧址到王家坪新馆的搬迁工作。至4月底，基本完成了搬迁、布展工作。新馆陈列共分七个单元，集中陈列了1436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报请地、省领导审查之后，纪念馆开始了征求意见性质的对外预展。

5月份，纪念馆接到上级指示，说将有中央领导来延安，要求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当时出于保密，不说是周总理来，后来才透出些风来。消息传得很快，得知敬爱的周总理要陪同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到延安参观访问，从上到下都很激动。馆领导认真做了研究，一致认为接待周总理参观对于延安纪念馆具有双重意义，一来这是我馆迁建后首次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国家元首，其本身就是极其光荣的政治任务。二来周总理是延安革命历史最有权威的见证人，他参观后的指示和意见将有利于纪念馆陈列内容的最后定型。

1973年6月9日，在凤凰山麓革命旧址，周总理故地重游，谈笑风生。我紧随在总理身后，一直想找机会向他表达问候，并早早打好了腹稿，准备对总理讲三句话：我是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旭；我代表纪念馆全体同志向总理问好；请总理转达我们全馆同志对邓颖超大姐的感谢和问候！终于，在凤凰山下的老槐树前，我荣幸地握住了周总理那双温暖的手。当时既紧张又激动，脑际一片空白，准备得好好的三句话一句都想不起来，只是反复念叨：总理好、总理好！总理宽厚地笑了……纪念馆的贺树才同志及时抓拍了我与总理握手的照片，留存了弥足珍贵的美好记忆。

1973年6月10日，周总理陪同越南贵宾来到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面对制作精美的图表模型和大量珍贵的革命文物，周总理兴致勃勃，不时为重温熟悉的历史而动情。参观抗日游击战展区时，当讲解员郭蓉讲唱结合唱起“游击队歌”时，总理打着拍子随之轻声合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一些珍贵的照片、实物吸引总理驻足细观，不时慨叹：“这是××同志”，“这是……”记得郭蓉讲到边区大生产运动时，声情并茂地唱了一首反映边区军民纺线线的民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气得蒋介石扑闪扑闪干瞪眼”，总理听罢开怀大笑，开玩笑地问小郭：“你们咋知道蒋介石扑闪扑闪干瞪眼？”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参观过程中，总理也有表情沉重的时刻，面对毛主席建国初期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总理一边念着“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一面反复说：“我们现在不艰苦了，我们现在不艰苦了……”总理对纪念馆未能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的那段历史也有看法，语重心长地说：“要历史地、唯物地看问题，革命不是几个人搞的，要有群众观点，干部观点，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出现党政军领导同志太少了，太少了！”直接指名陈毅、贺龙、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张闻天、王稼祥等近二十位同志要展出，并明确提出刘志丹等人可以出现。

周总理回到北京后，又指示中联部齐吉树同志打电话转达他的意见：“延安纪念馆虽不是中共党史，实际上等于中共党史，延安纪念馆陈列内容很单调，要补充，主要是出现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太少了”。为落实总理的指示，1973年7月，乔石带领中联部和中央党校几位搞党史的同志来到延安，指导纪念馆在展览体系、单元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充实，增加了陈毅、贺龙、邓小平、刘志丹等25位领导同志的照片以及40余件文物。随后，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1974年2月，组织决定调我到黄龙县工作，虽说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任职仅仅3年多，但从凤凰山麓到王家坪的这段不平凡的迁建经历，特别是与敬爱的周总理零距离接触的难得机缘，却在我的人生旅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