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务实话蔡襄

在后人眼里，蔡襄是以书法家著称于世的。其实，在当时，他还是一位勤政务实、关注民生的地方官。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突出表现考取进士，名动京师。进仕后，他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知泉州、知杭州等职。庆历五年(1045年)，知制诰蔡襄以母亲年老体衰需要就近照顾为由，请求皇帝宋仁宗让他到家乡福州任职。宋仁宗为他孝心所感动，安排他以右正言、直史馆出任福州知州。蔡襄到任伊始，便开始察访社情民情，当他了解到当地由于水利设施尤其是“古五塘”年久失修，导致旱情年年困扰、粮食年年歉收之后，决定对症下药，兴修水利。“古五塘”处于原东湖位置，东湖是晋代严高任太守时所修，大致位于今福州东湖宾馆、温泉公园、琴亭湖一带，后来疏于清理，淤塞严重，一部分高抬成田地，一部分分隔成接近水库大小的池塘，“古五塘”或许就是这些面积较大的池塘。总之，蔡襄说干就干，他积极筹措资金，动员群众投工投劳，清理淤泥，疏通渠道，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古五塘”，使大面积农田受益，水旱无忧。

皇祐六年(1054年)，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是首都，皇族、权门、巨贾、恶少，鱼龙混杂，极难治理。然而，蔡襄却不甘墨守成规，他到任后，大刀阔斧，惩奸治污，而且他善于抓大放小，行事干练，以简驭繁，决断如流。据晁说之《晁氏客语》记载：蔡襄任开封知府期间，“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一次，某富商被杀，家属到开封府报案，蔡襄要求捕快三个月内破案。后来期限已到，案件却无丝毫进展，为逃避责罚，捕快竟然随便抓了个流浪汉，弄些血衣、匕首做假证据交差。蔡襄审案之时，流浪汉大声喊冤。蔡襄觉得事有蹊跷，就问捕快：“凶手是在哪儿抓到的？”捕快回答说，是在城东关帝庙。蔡襄心中明白了捕快的“把戏”，先将流浪汉当堂释放，之后把捕快关进了大牢。他说：“这个流浪汉既不疯又不傻，倘若真是他杀，他销毁证据还来不及，怎会把那么明显的杀人证据留在身边、并在游人如织的关帝庙让捕快抓到呢？这不过是捕快为了结案，故意陷害好人罢晏建怀了。”后来，宋仁宗听说这件事后，不禁连声夸奖蔡襄说：“君谟精吏事，京府无冤狱!”

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任福州知州。在此任期内，蔡襄大力兴办学校，以教育推动人才的培养，以教育促进民风的转变，实现了教育与民风的双轮驱动。福州教育资源匮乏，他多方努力，广设乡校，普及教育。他礼贤下士，加强师资，聘请郡士周希盂、郑穆等博学鸿儒为州教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他提倡“文章与礼法并重”，双管齐下，使教育大为普及，福州学风更加浓厚。当时，福州民间沿袭一种陋习，谁家治丧，除在家大摆筵席外，还要在山头举办斋筵，任路人随意饮食，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许多穷人家本就穷得叮当响，但民风如此，欲罢不能，逼得他们典田卖地，因丧致贫者比比皆是。为此，蔡襄亲作《戒山头斋筵》一文，提倡丧事简办，禁止丧家在山头设斋筵，违者严惩不贷，这股不正之风才被刹住。在蔡襄的治理下，福州百姓知礼守法，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蔡襄还曾两度出任泉州知州，直到嘉祐五年离任，前后共计四年余。他在泉州主要有两大政绩，一是修桥，二是植树。古万安渡，位于泉州城北二十公里处的惠安洛阳。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当时，南北两岸无桥可通，交通十分不便。由于水势险恶，过往舟楫常常不得不停渡。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商业十分发达，但水上交通不便却阻碍了商业发展，商人为此抱怨连天。为此，一些仕宦缙绅，很早就想捐资修桥，只是苦于政府无人引导而作罢。蔡襄到任后，立即牵头组织修建万安桥（又称洛阳桥）。他牵头拿方案，动员泉州各界人士捐资，自己也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捐一百六十石助役”。在他和泉州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全长一点二公里的万安桥终于在嘉祐四年底完工，造福了两岸百姓，使泉州的商业更加繁荣。万安桥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是我国建桥历史上的奇迹，被茅以升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难能可贵的是，万安桥如此浩大的工程，却未动用国库一分钱。

在福州、泉州那段时期，蔡襄还动员和组织百姓，从福州至泉州、漳州，沿途遍植松树，全长达三百五十公里，防止了水土流失，保护了道路，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绿化工程。编辑：罗同乐

戴胄的廉直

陈 良

史料记载，戴胄为人坚贞正直，办事干练，熟知律法，通晓文案。隋末，他曾任门下录事，得到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的赏识。隋炀帝遇害后，王世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帝，戴胄被任命为给事郎。王世充试图篡位，戴胄直言劝阻，王世充点头同意，但觊觎之心并未收起。不久，王世充胁迫小皇帝为自己加九锡殊礼，戴胄再次劝谏；王世充恼羞成怒，将戴胄贬为郑州长史，让他与王行本一同守卫虎牢。稍后，王世充废杨侗而自立称帝，国号为郑。唐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克武牢，戴胄被引入秦王府任士曹参军。

贞观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最高审判机关副职）出缺，唐太宗首先想到了戴胄：“大理寺少卿，是关系到人命的官职，戴胄清廉正直，正是最佳人选。”戴胄刚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随即遇到一件麻烦事。有一天，长孙无忌应召参见皇帝，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皇宫的东侧门，出了阁以后，走到东门口，守门的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宰相）封德彝认为，守门校尉没有及时发觉问题，应当处死刑；长孙无忌失误带刀入内，应判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唐太宗同意这个意见。戴胄反驳说：“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没有发觉，同为失误；但臣子对于皇帝不能以过失推脱责任。按照法律规定：供奉皇帝的汤药、饮食、舟船，发生任何差错都要处以死罪。陛下如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处理，这就不是司法机关可以议定的；如果依法处理，那么罚铜是不合适的。”唐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可以徇私枉法？”于是下令重新审议。封德彝坚持最初的意见，唐太宗默认。戴胄再次辩驳说：“校尉因长孙无忌而获罪，依法应当从轻处理；就过失而言，两者情节严重程度相同，而判决却有生死之别，这样肯定显失公平，我斗胆请求宽恕校尉。”唐太宗觉得戴胄言之有理，也就免除校尉的死刑。

戴胄就是这样正直，凡事总是秉公而断，依法处理。哪怕自己意见与皇帝相左，只要有法理依据，他坚决据理力争，绝不曲意枉法而迎合皇上。当时朝廷大力选举人才，有人为了上进竟然伪造身份资历篡改谱牒。唐太宗特地下诏，允许作伪者自首，凡不自首的，一经查出，死罪论处。不久，有一位作伪者事情败露，戴胄负责受理此事，依法判处此人流放，并报告皇上。唐太宗召见戴胄，当面斥责道：“我当初下诏令，说不自首者处死，你现在按法律判他流放，这不是向天下表明我说话不算数吗？”戴胄回答：“陛下如果当即下令处死他，臣下自然无法干预。既然走司法程序，为臣就不敢违背法律。”太宗质问：“你只顾自己遵守法律，却让我失信于天下？”戴胄解释：“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语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其实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曲从个人情绪而违背法律的信用，臣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顿时醒悟，欣然采纳戴胄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误，你能予以纠正，我就没什么忧虑了。”

的确，戴胄参与办理任何案件，都以法令条文为依据，分析周密细致，逐条厘清罪证，言辞如泉涌，极富说服力。为了维护公正，他多次冒犯皇上直言。好在唐太宗为从善如流的明君，不仅没有迁怒于他，反而不断予以提拔重用。继大理寺少卿之后，戴胄升任尚书左丞，贞观二年，唐太宗又让他与魏征一同担任谏议大夫，检点朝政得失；贞观三年，戴胄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病逝后，唐太宗遂让戴胄代理吏部尚书，仍旧担任民部尚书、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贞观四年，戴胄不再代理吏部尚书，以民部尚书之职参与朝政，成为宰相级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戴胄的官位不断上升，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严守法度，从不以权谋私，从不经营产业，除了法定俸禄及皇帝赏赐，没有任何灰色收入。所以，戴胄虽贵为宰相级大人物，却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简朴的生活。贞观七年，当戴胄因病去世的时候，他家因为房屋简陋而狭小，竟然连祭奠的地方也没有。如此寒碜，皇上也不禁为之动容；为了哀悼这位清廉正直的大臣，唐太宗罢朝三日，下令官府特地为他建造一座家庙，并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