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重温党史，可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1949年重庆解放前3天，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被残忍屠杀，烈士们在牺牲前留下了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对党组织提了八条意见，即“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饱含烈士血与泪的嘱托，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战争环境下，一个政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是多么重要，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组织纪律、道德情操是多么重要。两年来，全党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的努力，与革命先辈们的这份厚重思考，精神相通，使命相连。这份来自于历史、又充满现实意义的思考，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增强理想信念的必修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修课，也是把党和国家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是解放前国民党特务用来关押政治犯的地方。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关押在这里的近200名共产党员兴奋不已。但没有想到，敌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在狱中关押的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许晓轩，觉得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说，“死，也要死得其所。”许晓轩提议一出，以前狱中小范围的议论立刻汇集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声音。《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也参与了狱中的讨论。

1949年的11月27日，特务开始了最后的屠杀，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必须当天处决完所有政治犯。由于渣滓洞关押人数较多，白公馆的枪手被调到了渣滓洞帮忙，白公馆只留下看守班班长杨钦典独自看守尚未屠杀完的19位志士。后来，白公馆里剩下的这19人全部安全逃出。整个大屠杀中，共285人遇难，只有34人脱险。

到家后的罗广斌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28天，将狱中同志们的讨论，尤其是狱中党组织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写成一份3.6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的最后一章，烈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党总结出八条意见，也是他们最后的嘱托：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八条，可以归结为领导干部问题、党建问题、对敌斗争问题等几方面。其中哪方面问题最重要？无疑是领导干部问题。狱中向志认为：少数领导干部腐化是造成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时任市委书记刘国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是大破坏的元凶祸首。刘国定，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此人工于心计，城府甚深，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锋头颇健，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他叛变后出卖了多位党员，受到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接见，升为上校。

狱中同志从党建方面对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下级党员的反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领导机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具体表现：

首先，对1948年形势的判断上，地下党领导人对重庆仍然有国民党强大势力“估计不足”，对革命形势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过于乐观”。当上级党组织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时，地下党领导要求发动游击战争，公开旗号，四处征兵，迅速发展党组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结果遭到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兵力的围剿。当时，有地下党员质疑“为什么革命会只有3个月就马上成功”，被批评为保守；有地下党员反映在农村发展党员速度过快、“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时，被指责为看不见革命的形势是“干柴烈火”。

其次，针对重庆地下党组织机构的情况，上海局党委曾几次托人带信，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不以为然，刘国定说：“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坐不到今天这个位子上。”冉益智说：“学习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下面动起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意见还提出领导机构存在的问题。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人品是好的。但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王璞投鼠忌器，无可奈何，只好买一套《三国演义》回乡看小说，生闷气。意见尖锐地指出，这种软弱无能、听任自流也是领导机构的一种腐败。

■平时道貌岸然、大讲革命气节的冉益智叛变，给同志们增添了几分清醒

——不要理想主义

叛徒中副书记冉益智是另一类典型，1948年4月他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随后又供出市委书记刘国定。在白公馆，冉的精神完全崩溃。过去受他教育、对他崇拜的下级反过来帮助他，劝他悬崖勒马，不能再往下滑，但是拖他不住。冉益智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要中校未成，以少校成交。

在特务组织里，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脸相迎，颇得特务们的好感。他一切从个人利害考虑，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出卖党组织和重要干部以邀功；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保留一些人，即使特务发现也不至怀疑他的“忠诚”，同时也为自己将来开脱留点余地。但他在出卖同志、破坏党时却绝不手软。往日，他道貌岸然，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冉在讲话中着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只过了半个月，就把他领导下的这对未婚夫妇出卖了。被捕前一天与胡有犹谈话，冉特别强调，如果出事，一定要坚持革命气节。第二天，冉被捕后第一个出卖的就是胡有犹。

报告中提到江竹筠的话：“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从大量事实看，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用“说话的英雄、行动的矮子”来描述是非常客观的。刘国定在党内生活中讲“我是上级，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冉益智要求下级要有“革命气节”，可当危及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尊严气节全抛到一边，只顾自己苟且偷生。

在地下时期，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人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堂反面课上得十分深刻。

狱中同志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对理想、对党对革命前途的信念。这是先烈用血写下的教训。

■狱中同志在总结教训时得出共识

——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报告指出：“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烈士们都热爱生活，眷恋亲人，江姐的遗书、兰蒂裕的《示儿》诗，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几个叛徒的共同特点，恰是在这几个问题上过不了关。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冉益智总喜欢大谈自己的“性交艺术”，狱中同志分析：“在男女问题上，他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

叛徒涂孝文叛变后关在狱中，报告记录他在狱中的情况：“写过自白书，表示愿当老百姓，后在杨家山‘优待’，不愿参加军统，但亦未正式拒绝，实际上是在等待，他说：‘日子越来越近了’，以后出去‘发展个人主义，狂嫖三年’。”

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口和心的分离，养成领导干部说假话、说套话，而且越是大话，越能够满足当领导的虚荣。

李文祥为刘国定出卖被捕，开始能够坚守刑罚的折磨，却过不了家庭关。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彻底崩溃，在坐牢8个月之后叛变，出卖了他领导的16个同志。为了保自己妻子出狱，坚持要参加特务工作，叛变后却遭到自己妻子的唾弃！

■严格整党整风

“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要求我的一切，希望组织上注意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是许晓轩烈士临刑时的口头遗言，这是他对组织唯一的意见。被捕前，他已发现“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现象，却难以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这种损失是对不起人民的！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叛徒冉益智在担任市委副书记时，带领党员乘船到下川东开展工作，在船上他要求党员有群众观念，不要与群众抢位子。结果，几个党员按他要求全部站在甲板上，他和自己妻子却打开行李睡下。

《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指出：“川东党组织内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出现一些叛徒呢？除了这些家伙生活上优裕腐化，没有经过斗争锻炼，品质不纯等条件足以解释外，川东党的干部，因占据高位，形成党内贵族，一旦遇着事变，就彻底投降敌人，出卖组织……”

“形成党内贵族”，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摘自《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