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几位元帅的入党之路

周灯华

中国共产党奋斗前进的路程，时而阳光普照，时而凄风苦雨，有朝阳初放的希冀，亦有烽火硝烟的迷离，期间的曲折坎坷，荣辱浮沉不仅考验着一个政党的生命力，也考验着每一个党员的信仰意志。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谛造者，共和国的元帅们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他们寻党、入党的过程亦称得上是一段传奇，值得我们后来之人认真地学习。

作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朱德，在25岁时便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他又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战功卓著，被称为川滇名将。他也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先后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警务处长兼昆明警察厅长等职，可谓是仕途畅达，生活优裕。然而就在别人看来已经是功成名就，前途一片大好之时，他却辞去了令人艳羡的职务，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以10万元军饷相许，请他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的请求，毅然决然地奔走于北京、上海，去寻找人生的信仰，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朱德费尽周折，终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负责人陈独秀，并高兴地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未曾想，陈独秀却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请求。因为当时中共对吸收党员有着严格的规定。朱德不是工人出身，同时又是旧军队高官，像朱德这样身份的加入共产党，以前还没有过。但陈独秀并没有把党的大门对朱德关死，他特意送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给朱德学习。

挫折没有动摇朱德追求进步的信念。1922年9月初，朱德抵达法国，之后又赶往德国柏林见到了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朱德讲述了他为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的过程，并恳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朱德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深深打动了周恩来。历经数次寻找，跨越重重大洋，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朱德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已经36岁。

被毛泽东称赞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入党之路也非一帆风顺。武昌战役之后，彭德怀就提出了入党要求，并希望派共产党人来在他管辖的部队发展党组织。但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尚顺利，中共决定不在彭德怀所在部队发展党组织，彭德怀的入党愿望也落了空。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彭德怀再次提出入党要求。1928年初，彭德怀被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就在即将举行入党仪式时，彭德怀升任团长的命令也到了，命令要求他马上去团部就职。和彭德怀一起追求进步的战友们曾怀疑他会不会从此平步青云，改变救国救民的初衷。彭德怀当即表示：坚决走共产党的路，主意已定，决不回头。

刘伯承入党之前已是战功赫赫的川中名将，被称为“军神”。他曾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曾任川军第2混成旅旅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但是高官厚禄并未迷离他救国救民的志向，他一直在寻找通往光明的道路。在杨闇公、吴玉章的影响下，刘伯承了解到共产主义是救中国的光明大道，心亦向往之。但是当他在将校学堂的学友、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诚恳地劝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却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当时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十分复杂，一些人参加进步组织，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而是随风倒，赶时髦，所以非常容易动摇。刘伯承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思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达60年之久。刘伯承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采取慎重的选择，但一旦确立，就坚定不移。这是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的高贵品格。

贺龙在入党前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军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面对着极其严峻考验，腥风血雨中，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军长都投靠了蒋介石，惟有贺龙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许愿他为中央委员、江西省主席、赠送一栋地处南京的大洋楼的诱惑，毫不动摇地与共产党站在一起。1927年8月1日贺龙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而此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的炮火考验了贺龙。9月初，贺龙率领起义部队到达瑞金时，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荣桓大学学的是工科，他的理想是当建筑师，那时的中国也极其缺乏能够建高楼、架大桥的人才，这不失是一条成名成家的稳妥之路。可是，他亦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入党后的第二个月，他就把自己心爱的教科书、英语词典、计算尺都送给同学，毅然遵照党的指示，去乡下开展农民运动，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走上了为中国革命奋斗的道路。

叶剑英也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才被正式批准入党的。叶剑英第一次申请入党，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党组织中有人提出叶剑英是国民党师参谋长，属高级军官，没有经过长期考验，不能轻易吸收入党。这样，叶剑英第一次申请入党就未被批准。叶剑英再次提出入党要求，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叛变之后。当时叶剑英已是北伐军第四军参谋长，深受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器重，但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1927年7月，在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的白色恐怖中，叶剑英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必然就在于这一位位共产党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因为革命并不仅仅是红旗招展，红歌嘹亮，更多的是枪林弹雨、生死离别。从元帅们入党的道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力量，这便是信仰的力量。为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惜抛弃高官厚禄，在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仍然坚持理想信念，虽经历荣辱沉浮，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始终坚定无比，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以及为之舍身奋斗的决心为共和国的大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帅这句诗不仅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是元帅们入党道路的真实写照，也尤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地思考学习。编辑：弓济元

晋文公赏勉以德为先

周光林

晋文公重耳是春秋时期晋献公之子，由于宫廷争斗，曾流亡列国长达19年。公元前636年，他当上晋国国君。在位期间，晋文公对内大修国政，省刑薄敛，通商礼宾，拯寡救乏；对外联秦合齐，保宋制郑，尊王攘楚，勤王事于洛邑（今河南洛阳），败楚师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盟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成为名副其实的春秋霸主，奠定了晋国百余年霸业基础。其文治武功，昭明后世，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

晋文公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历史，与他在用人赏罚方面的独到之处不无关系。

论功行赏，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赏勉之道，但晋文公却不全依此行事，他的标准是，“先赏德，次赏才，再赏功”。

晋文公在外漂泊19年，历尽坎坷。当上国君之后，他大赏群臣。有一御马小臣壶叔，跟随晋文公19年之久，却不见赏赐。他去问缘由，晋文公说，凡是用仁义来引导我，用道德来规范我，都应该受到上等的赏赐；凡是用善行来辅佐我，助我成就大业的，应受到次等赏赐；凡是冲锋陷阵，建立汗马功劳的，应当受到三等赏赐。“故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及汝矣。”所以，壶叔你的奔走之功我没忘，只不过要等到三赏之后才轮到你。

晋文公赏勉官员以“德”为先的标准，贯穿其在位始终。公元前632年，晋国和楚国在城濮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争。晋国联合齐国、秦国，以少胜多，战胜了比自己实力强大的楚国，遏制了楚国北上中原不可一世的扩张势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行赏，以文臣狐偃为首功，元帅先轸次之。众人不解。

按理说，指挥城濮之战的是元帅先轸，可为什么把首功给了狐偃呢？原来，晋文公在外流亡期间，受到过楚成王很高的礼遇。楚成王曾在席间与时为晋公子的晋文公开玩笑，问：“将来你为晋国之君，何以答谢？”重耳说：“楚国物阜民丰，若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倘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就是九十里。晋文公的意思是，若有一天晋楚不幸交兵，当退避三舍，不敢即战，以报楚相待之恩。城濮一战之初，晋军和楚兵相遇，元帅先轸劝晋文公勿以君避臣，与楚国展开战斗，而文臣狐偃则劝晋文公信守当初诺言，退避三舍。

在晋文公看来，“夫胜敌者，一时之功也；全信者，万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时之功，而加万世之利乎？”“信”，即守约，是道德之本。将首功授予狐偃，不仅表明了“信”在晋文公心中的重要地位，更折射出他一以贯之的“上赏赏德”的思想。

赏罚分明，治吏之道，而刑赏的最终意义在于导向和示范作用。晋文公“上赏赏德”，一方面是对德行高尚之官员的激励，另一方面也给百官提出了一条明确的从政标准。不难想见，在这一标准的指引下，稍有追求的文武百官必得修身正德，以求发展进步。编辑：弓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