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反腐”并非新话题。一份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小偷反腐10年10案图”显示，自2000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小偷反腐”案例发生，而每次“小偷反腐”案，都成为当年热点话题。这10个案件，从2000年广东省和平县纪委副书记吴月林，国土局局长陈丁钊、副局长黄建会因“小偷反腐”被揪出始，被盗数额也从20余万元至而今的5000余万元。

根据网友提供的信息，记者对2000年以来的10个“小偷反腐”案例，做了梳理统计，并对案发、舆论变迁、制度化反思做了系统整理，期待能寻找到一些规律性特征，以期能为制度性反腐构建有所助益。

“书记家被盗五千万”

白培中落马，再次牵出民众对“小偷反腐”的戏谑，以及学界对制度化反腐的忧思。

2011年12月22日，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白培中职务被免，缘由与“家中财产被劫案”有关。

其实，早在11月底，就有媒体爆出，白培中家中被劫数千万财物。据报道，白培中妻子报案称，家里被抢300万元。300万元，已经足够令人遐想。谁知，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道出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近5000万元。

据报道，让事情持续发酵的是，事发后，太原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向办案民警下达封口令，要求绝对保密。但此事终究没能瞒下来。

白培中这桩“小偷反腐”案，在网上热传，更成为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关注焦点，倒不仅仅在于该如何面对“小偷反腐”，更在于，缘何小偷如此“爱”偷贪官。

网友为此总结出理由数条，分别是：小偷断定，偷了贪官的财产，贪官不敢报案；偷贪官会得到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起码是道义和情绪上的支持；贪官的赃款或资财均放在固定的有规律的位置，一般都放在单位的保险柜中，否则，就会让行贿者往家中送等。

学者王刚桥则撰文称，“小偷反腐”的故事，符合不少公众对于个案的联想，有迹象已经表明，窃贼们在光顾贪腐官员豪宅时，已越来越“不客气”。

“一个月光顾贪官家一次”

新世纪初，第一个结案的“小偷反腐”案例，即广东省和平县纪委副书记吴月林，国土局局长陈丁钊、副局长黄建会受贿、贪污案。根据《沈阳晚报》的报道，事发地广东省和平县在当时有46万人口，是广东省16个贫困县之一。据报道，事发当晚，3名窃贼窜到和平县国土局实施盗窃，他们在局长的办公桌里，盗得一纸箱已封好的人民币，共计62万元。与记者统计的办公室盗窃案一致，破案时间往往都不会太长，该案也仅仅花了3个月时间。

在一个全省知名的贫困县的国土局里搜到一纸箱的钱，可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按照媒体的说法，和平县在当时，财政收入连年告急，可国土局长的钱从何而来？调查于是展开。根据调查结果及此后的再次调查，广东省和平县国土局局长陈丁钊、副局长黄建会，和平县纪委副书记吴月林被先后揪出。

江苏省徐州市体委原主任王铜山被查，与办公室无关，事发地是他刚刚装修好不久的家。

事发时，正值国庆节。长假期间的一天，王铜山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直喝到晚上9时多才罢休。从朋友家出来，他带着几分醉意回到了家门口，从衣袋里掏出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插不进锁眼。怎么回事？

进屋后，王铜山更是惊出一身冷汗：家中被盗了！更要命的是，他藏在墙洞里的保险柜，不翼而飞。“天啊，保险柜里放有近百万元的存折、存款！”

在那个生活水平还不算太高的年代，一个靠工资生活的处级干部，根本没法挣到上百万钱财。犹豫再三后，王铜山选择了报案。据报道，“心中有鬼的他，只说失窃钱物约20余万元”。直到案件告破，被盗金额被证实为百万级别，王铜山也随之落马。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原局长范太民家里的那名窃贼，可能是众多“小偷反腐”案里，最为执著的一名。根据媒体报道，3年以来，他平均每个月要去范太民家光顾一次。

2001年7月27日晚，这名窃贼终于“一着不慎”，选择在宝鸡市公安局作案，结果当场被擒。经审问，窃贼交代，3年来，他先后在范太民办公室作案30多起，共偷人民币11万元，另包括白金戒指一枚、黄金手镯一个、飞亚达手表一块、金质纪念章11枚。

根据《华商报》的报道，被抓后，这名窃贼指名要见范局长。在两人相见后，范太民大发雷霆：你小子胆大包天，竟敢偷到公安局来，我看够上枪毙了！说完，范又赔上软言：你好好交代，我保证不判你死刑。

窃贼大慌，当下便说：他曾在局长办公室里，偷过一个装有3万元现金的信封。就这么一句话，让范太民被纪委部门盯上，行贿之事，也逐步败露。

相比之下，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原副主席胡方瑜落马的原因，最令人哭笑不得。

2003年3月5日凌晨，胡方瑜一家正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小偷将裤子扔在县医院后门外。此后，胡方瑜未选择报案。

可5天后，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胡方瑜的裤子交给了县公安局。据报道，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藏有4张大额存单，总金额为42.08万元。

白培中一案，最为关注之处，并非情节之曲折离奇，而是小偷如何能一次性盗走现金5000余万元。

根据《青年导报》的报道，白培中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汇锦花园小区，这个小区门卫把守森严，不但小区的每个出入口都有保安，甚至连小区内的1号楼和2号楼的单元门口，也有保安。《青年导报》的记者在现场采访时还发现，只要有陌生人进入小区和单元楼，都要经过保安的盘查。

“能在把控如此森严的地方，盗得5000万元，技术也算了得。”一位网民反讽道。

不敢报案、忍气吞声

小偷选择偷官员家，或许与部分官员的财产来历不明有关。“不偷白不偷，偷了也白偷，十有八九是不会被逮住的，就是逮住了，这些官员也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位网友称。

记者发现，这12名因“小偷反腐”而落马的官员，在事情败露前，不少都曾以清廉著称。一贯“清廉”，也的确不好报案称自己大笔资金被盗。

根据媒体报道，在事发前，王铜山给人的印象是极其俭朴，平时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穿，对自己的新房如何装潢，也没有提出多高的要求。

而范太民在事发前，在宝鸡市公安局内，绝对是以“清贫公安局长”著称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范太民在任宝鸡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到局长的数年间，经常穿一双解放牌黄胶鞋，一个绿挎包形影不离，绿挎包陪着他从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局长直至局长，一直在宝鸡市公安系统传为佳话。这个绿挎包，似乎也成了范太民清正廉洁的代名词。

据记者统计，在被盗后，即便有官员选择了报案，但对被盗金额都明显往小报。

王铜山实际被盗百万，但他只称被盗钱物约20余万元；湖北荆州民政局原副局长易先华家被盗后，其家人报案称只被偷了5万元。事实上，易家被盗26万余元。

白培中的妻子选择了报案，未知是否是白培中本人的意图，但是，白妻称家中被盗300余万元，无法不引起民众关注。

更多案件，被盗者选择了忍气吞声。以胡方瑜案为例，盗窃案后，胡并没有报案，最终案发，是因为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

而根据媒体报道，山西忻州市园林局公务员郭某案，其家被小偷盗走现金29.5万元及很多金饰品，事后，郭某也是不敢报案。最终案发，是小偷胆大勒索，才致小偷与郭某先后落网。

“主流反腐手段疲软”

新世纪10余年来的“小偷反腐”案例，无一例外均引起舆论强烈关注。

不过，记者发现，公众关心陈丁钊、黄建会、吴月林案，倒不仅仅是因为案发原因是“小偷反腐”，在当时，人们更关心的是，在和平县这样一个贫困县里，几年来，当地国土部门官员，竟然利用职权，相互勾结，私设“小金库”侵吞国家600余万元公款，这些钱，相当于和平县当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此外，便是最初带头查处该案的官员、和平县纪委副书记吴月林，最终也被“带出”，整个事件，犹如国土局里上演的一出“无间道”。而根据报道，吴月林在查办此案的过程中，黑吃黑地鲸吞公款300余万元。

真正让人们将更多目光集中在“小偷反腐”的小偷身上，或许是王铜山案。

据报道，盗窃王铜山家的，是给王家新房做装修的一个木工。这个木工事后称，在给王铜山做装修时，就愤愤地想过：如今当官的真有钱！自己辛辛苦苦干一天，才得几个钱？“难道就兴你大块吃肉，不许咱弄点汤喝喝？”

木工于是心中暗暗打定主意，待房主搬进新房，就来偷他一把。

当年的舆论，似乎出乎意料地对这名木工有了些同情。盗窃案发生后，公安人员在审讯这名木工时，木工称，如果说我是小偷，那么，这个体委主任，则是大盗。“（他）就拿那点工资，凭什么这么有钱！”

这篇报道在当时就表明了观点：小偷的话虽然有些偏激，但说的却是实情，金铜山除了大肆受贿外，还巧取豪夺，与小偷又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自王铜山案以后，舆论对“小偷反腐”的态度，多了分暖昧，少了份指责，这或许也与腐败案件数额越来越大，情节越来越严重有关。

一位学者指出“我国反腐手段，近年来有更新，比如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等，但效果不明显，尤其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经济责任监督明显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