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条”乃非正式的书信或通知。别轻看这小小的便条，它可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有时要比正式的红头文件还管用呢！记得六七十年代，村里出了一个有资格写“便条”的官儿，他虽是文盲出身，字写得东倒西歪，像个“醉汉”，但却很管用。那时商品匮乏，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左邻右舍要买点白糖、肥皂什么的，只要他随便划上几个字，再署上大名，供销部门见字如见人，批啥给啥，可“神”了。故乡亲们都称之为“神仙”。为报答“神仙”的恩典，大伙常以自产的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来谢恩。话说本村有一无赖，此人嗜烟如命，号称“烟鬼”，但黑市烟价太高，公家的又要凭票供应，无奈之下，“烟鬼”遂起邪念，在家苦练“神仙”的书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终得“神仙”书法之真谛，于是便开始在家以“神仙”之名为自己写起以“官价”购买卷烟的“便条”。开始试着“批”几条，都如愿以偿，胆子渐大，数量翻番上升，变成了几箱，最后竟做起了卷烟买卖的生意来，结果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查获。“神仙”得知此事，将“烟鬼”一顿臭骂，拿今天的话说，“烟鬼”的仿冒行为严重地损害了“神仙”这一“著名商标”的信誉，属于侵“权”行为。
时至今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便条”也越来越有市场。要贷款，只要有相当级别“官员”的一张“便条”就可；要地皮，一个电话过去保准也能搞定……真可谓要“水”得“水”，要“风”得“风”，比起那六七十年代的“神仙”可要“神气”得多了。其所得的“回报”自然不是吾家老乡那几粒土豆、几块蕃薯就能“打发”的。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这“回报”要以所批的“便条”获得的价值大小而定，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不等。不信？看人家成克杰一声招呼，为他人解决地皮、贷款之事后不就一下子得了个２０００万元的“好处费”吗？如此看来，这“便条”真是于人方便于己方便，既方便了亲朋好友和那些大款们办成各种难办的事，又加速了自己致富的步伐，同时也为自己铺就了到“牢狱”之门和“地狱”之间的通道。
一张小小的“便条”实际上是一个人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不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会写出不同的“便条”来。有的“便条”为人所不齿；有的“便条”却为世人所称颂，使人久久难以忘怀。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里，就陈列着这样一张便条，那是列宁１９１８年写给未得到他同意便给他加薪的中央机关总务长的一张便条：“鉴于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向我说明为什么从１９１８年３月１日起将我的薪金由每月５００卢布提高到８００卢布……直接破坏人民委员会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的法令，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处分。”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便条”，表明 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公正、廉洁和严以律己的高尚风范。从列宁的“便条”不禁使人想起了毛岸英的家信。毛岸英的舅舅杨开智在革命早期曾多次捐出钱物，支持妹夫毛泽东、妹妹杨开慧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妹妹杨开慧、女儿杨展参加革命都为国捐躯了。在新中国将诞生之际，杨开智产生了要“做官”的念头，但又不好直接向妹夫毛泽东说，于是修书一封给与外甥岸英从小要好、关系甚密的表弟向三立，请岸英帮其谋个“位子”。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４日，毛岸英根据父亲的指示连夜给向三立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新的时代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原因之外，就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反动派常骂共产党人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指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真的没有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情’亦在所不惜。”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也可以为少数人谋私益。那些只为亲朋好友这些少数人利益乱批“便条”的行为可休矣，因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我们的行为就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