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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乡约,是整个社会的乡愁

2015年06月15日 10:33     来源:我们的麦田      作者:马想斌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的这句话被引用出现在了《白鹿原》。或许是这句话的内涵所指,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便找到了这个民族秘史的一条主线,那就是乡约。

“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这样做的效果是,“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白鹿原》里以这样的描述传递这乡约的作用,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

2012年的初秋,一个人在电影院看了王全安拍摄的《白鹿原》,以开篇的镜头来朗诵“蓝田乡约”,确实震撼。而乡约,始终贯穿与影片当中,如同写《白鹿原》的陈忠实那般,抓住了乡约便抓住了所有人物的内心以及行事逻辑。

之后,冯骥才以呼吁保护古村落为切口,呼吁维系传统社会的文化纽带,几度成为社会的热点新闻;而在王全安之后一年,政治的宏大叙事也顾及到了被人们所遗忘的乡村,在新城镇化的背景下,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要记得住那份乡愁。

时光没走几步,我便在北京的一个暖阳下,跟《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教授,谈及红头文件当中的那份乡愁,是一种古典怀旧的情结,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倘若是现实的存在,那么乡愁是该等同于实体的村落,还是乡土中国中维系社会运作的文化核心。

梁鸿当时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的心理沉淀不可能一代半代就没有了,这条‘河流’毕竟还在流淌,能让我们找到归属。你有‘河流’就有皈依感。今天我们要失去了就很焦虑。当所有人想到自己的时候都会想到乡村,这是广义的乡村,是文化的乡村,是精神性格上的乡村。”

显然,自梁簌溟开始便与之找寻着精神性格的乡村价值。只是,时代摧枯拉朽地将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强烈输入,终究使得人们对乡约于社会的治理,遗忘地速度快过于回忆的步伐。那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尽管在一百多年前,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传承的重要土壤和载体,但如今几近沦为一道道“景观”。

尤其是用了“三十年时间走过西方四百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消失的不仅是房屋、村落,也包括附着其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甚至是社会是肌理,都成为种种社会矛盾的战场和经济利益的争夺之地。

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变动和冲突中,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乡土中国——对我们这个国家、社会、文化和个人意味着什么。于是,从这里,也就能理解近些年来为什么社会开始弥散起乡愁的味道。与其说,大家是在怀念乡愁,实际上不过是通过乡愁来找寻社会治理中的乡约力量。

记得梁簌溟先生在1937年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而这一切的核心,便是乡约。

以《蓝田乡约》为切口去看,乡约主要有四款: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学者吴飞对这有过详尽地论述。德业相劝所讲的德业包括:“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童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具体的做法就是乡民“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

过失相规讲的过失包括:犯义之过六(酗博斗讼,行止逾违,行不恭逊,言不忠信,造言诬毁,营私太甚),犯约之过四(德业不相劝,过失不相规,礼俗不相交,患难不相恤),不修之过五(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每犯皆书于籍,三犯则行罚。”

礼俗相交包:婚嫁丧葬按照礼经所载或家传旧仪,乡人交接和往还书问共同商量一法,相互庆吊约定一法,婚嫁庆贺的礼物约定一个标准,婚丧之礼相互帮助器物和人力。

患难相恤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妄、贫乏,届时都要相互帮助。

事实上,从这四款乡约中便衍生出了两个维度的问题,一个是以传统乡约的方式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这个维度中,人们从乡约中看到基层组织和乡村自治的可能,尽管是一种道德理想的方式去完成的,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样的方式能够很好的将每个人的行为融洽地限定在情与法的范畴之内。

另一个维度,便是维系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乡约给每一个人都赋予了身份感,存在感和道德感。因为大家都在内心当中种植了一种共同的道德基因,那么在乡村,你爹是谁,你爷爷是谁,每个人都会特别清楚,所以你不能太坏,你不能丢你父亲的人,社会在这个网里自我疗育,自我运作。这点,倒是跟“我们的麦田”极为相似,或者我们的麦田沿袭了这种熟人社会的乡约,只不过将其搬到了移动互联空间,很明显,在麦田里大家都通过一度人脉和二度人脉,彼此相知,彼此遵守约定的规矩,彼此文明的存在和交流。

当时代演进的方式,让人们以原子的形式散开之时,乡约的这两个维度,都是极为稀缺和所必须的。那些律法的刚性不足以弥补乡约的人情味。换句话来说,正当我们反思乡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应该去这样理解,如果乡约都没有了,那么你的愁从何来,你的愁又该安放何处?如果乡约都没有了,你的性格的来源,你的文化的来源就失去了它的依存地了。

所以,一部《蓝田乡约》,不仅仅应该被束之以历史的边角文献而存在,实际上它才是整个社会的一缕乡愁。

记得电影《白鹿原》中,那个推演乡约,教化生民,诠释着传统文化的朱先生,被删掉了,大家扼腕叹息。好在,几年前,朱先生原型牛兆濂的曾孙牛锐起心动念,毅然办起芸阁书院,组织国学夏令营。记得他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祖宗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它一定是埋藏在你血管或身体中的某一个部位,在某个时段不经意地爆发出来。那时候你会感觉到,祖辈的生活方式对我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重立乡约,无论是让蓝田乡约以现实存在的方式启示人们,还是移动互联中麦田公约对我们的规范,不过都是希望当我们说起乡愁的时候,还能听到琅琅地乡约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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