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之过？欲之祸！——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案剖析

倪发科2008年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后，分管国土资源工作，未经组织审批同意，就担任了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在赏玉、玩玉的需求感和满足感的驱使下，倪发科不能自已：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到外地出差，再忙也要挤时间到当地的玉器市场或商场看一看，甚至借机绕道到玉石产地和玉石市场；随身携带小电筒、放大镜，到商场、古玩城检验自己的赏玉水平，在与玉石老板的交流中，享受当专家和被认同的快感。

倪发科还喜欢“斗玉”，常约上几个玩家，各带几块好玉，一起欣赏，比比谁的玉好。倪发科钟情于玉石，不止于爱好，更因为他深谙其价值。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一些老板早就觊觎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就怕你没爱好。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吉立昌等老板就一次次投其所好，为其买单。给倪发科送玉较多的还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黄某某。

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倪发科接受了吉立昌、黄某某等老板送的大量好处后，原则、底线被抛在一边，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为他们牟利。

除了收受吉立昌、黄某某的巨额贿赂，倪发科还接受丁某、郑某等个体老板给予的支付旅游费用、免费装修房子等好处。作为回报，倪发科为他们公司的房地产开发等项目滥用权力，当“掮客”拉关系，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落实用地指标，等等。

此时的倪发科，手中的权力已经成为这些不

法老板谋取非法利益的“开路斧”、“摇钱树”。他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2013年6月，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立案检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的事实也浮出水面。2015年2月28日，倪发科一审被判17年，当庭表示不上诉。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倪发科为玉石、字画等“雅贿”所击溃，被熏心物欲所擒获，折射出当前腐败现象的新手段和新特点。倪发科的落马，也为领导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诱惑，面对奢靡、享乐之风，如何把握住自己，敲响了警钟。 《中国纪检监察报》

关于对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行为及其适用处分种类和幅度规定的解读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于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婚丧喜庆事宜本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之常情，但有些党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不但影响正常工作，甚至有的还成为借机敛财的手段。为严格制止这类行为，也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作出该条规定。

该条必须以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前提，行为表现为党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有借机敛财的行为，或者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婚丧喜庆事宜”，主要是指生儿育女结婚嫁娶、悼亡发丧、落成开业、庆祝生日、升学庆贺、乔迁新居、庆典贺礼等各类喜事、丧事。“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需要参照当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风俗习惯、当时当地情况条件、群众反映和社会影响等许多因素综合分析判断。“借机敛财”，是一个定性问题、不是定量问题，不是必须达到多少金额才是“借机敛财”。借机敛财行为主观目的是为了敛取钱财，将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一种手段。只要是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借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之机敛到钱财，不论多少都是违纪。“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一般是指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损公肥私、因私害公，比如，动用公款、公车、公物、公共场地，因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等。

党员给孩子过生日、给父母祝寿摆酒席等，没有利用职务或者职务上的影响的，不宜认定为该条规定的行为；如果场面特别宏大，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招摇过市、拼奢华、铺张浪费，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用违反生活纪律相关条款处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问答》

违规收受管理对象礼品礼金福建省寿宁县交通执法大队干部刘伯向违规问题剖析

大额钱款不收，小额礼金来者不拒，福建省寿宁县交通执法大队干部、寿(宁)政(和)公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组副组长刘伯向自认为对法纪有一定了解，想要钻纪律的“空子”，最终付出了代价。

在担任寿政公司工程组副组长期间，刘伯向与寿政公路相关标段工作人员有密切的业务往来。为了进行感情投资，让双方保持紧密关系，相关标段管理人员常利用春节、中秋等节日，向刘伯向赠送礼金或礼物，以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特殊的“关照”。对于寿政公路相关标段负责人送来的大额现金，刘伯向知道一旦接受即属违法行为，一概不敢接受，但对他人平时送的小额购物卡、礼品之类，就放松了警惕，来者不拒。2012年至2014年间，刘伯向违规收受寿政公路相关标段管理人员赠送的购物卡2700元，以及中秋月饼、螃蟹、白酒等节礼。2013年1月3日，刘伯向在寿宁县聚得乐酒店举办婚宴，给部分寿政公路相关标段管理人员发送结婚请帖，收受礼金5300元；对一些不请自来的管理对象的礼金6000元，他也尽数收下。

2014年8月，寿宁县纪委在查处寿政公司某案件的过程中，根据被调查人员的口供，发现作为寿政公司工程组副组长的刘伯向存在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违纪线索。2014年11月12日，寿宁县纪委常委会对刘伯向违纪问题进行立案。2015年7月29日，寿宁县纪委给予刘伯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14000元上缴国库。

作为一名年轻干部，刘伯向在一些看似微小的问题上没有守住底线。“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如果小事不慎、小节不拘，久而久之，必然积“小亏”为“大患”，导致堤溃的恶果。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党员身份，泰然面对诱惑，脑子绷紧一根“弦”，心房多上一把“锁”，从细微处着手，管住“手”和“嘴”，不越红线，不踩底线。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心存侥幸春节期间收礼金——天津市滨海新区卫生和计生委规划和发展处副处长程全洪违纪问题剖析

“收受他人节礼后，我心理上压力越来越重，组织上对我的调查，让我得到了解脱。”违纪行为被查处后，天津市滨海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和发展处副处长程全洪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的包袱。

2015年5月，天津市滨海新区纪委收到署名举报程全洪涉嫌收受某门诊部财物的问题线索后，立即组织力量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程全洪主动详细交待了自己涉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在程全洪担任原汉沽卫生局副局长，主管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批期间，汉沽某门诊部负责人王某于2014年春节前向其赠送5000元礼金，程全洪认为“钱是对方主动送的”，不是自己索取的，于是坦然接受，将其用于家庭日常开支。交代该问题后，程全洪上缴了违纪款。

2015年9月18日，经滨海新区纪委研究决定，给予程全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依纪收缴5000元违纪款。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仍心存侥幸，收受他人节礼，触碰了“红线”还不自知，正如程全洪事后在检查中所讲：“接触面广了，听到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多了，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削弱了精神追求，放松了自我要求，不知不觉陷入社会潜规则。”

以为在春节期间就可以放松要求，“钱是对方主动送的”就可以坦然接受，这5000元礼金看似是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实则是纪律观念淡薄、规矩意识模糊的表现。缺乏对纪律的敬畏必然导致在行为上“越轨”。纪律不容突破，底线不能逾越，只有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才能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儿子结婚找他人出面代收礼金——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穿石乡小学副校长曾治国违规操办婚宴问题剖析

少报多办，借他人之手收钱；一场婚宴，两校长被查。2015年底，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纪委通报的这起变相违规大操大办结婚宴案例，在当地引起不小震动。

2015年11月的一天，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穿石乡小学副校长曾治国为了儿子结婚请客之事，找教导主任蒋磊商量。对于是否请学校教师参加婚宴，曾治国心里实在拿不定主意。经过一番商量，两人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由蒋磊出面告知学校各教研组长，再由教研组长通知教师参加。然后，各教研组长将收到的礼金交给蒋磊，蒋磊再转交给曾治国。如此“妥善”安排后，曾治国向该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报了为儿子举办结婚宴一事，申报宴席桌数为19桌。

11月14日中午，在儿子婚礼上，曾治国把蒋磊转交来的学校35名教师7000元礼金悉数收下，而当日的宴席桌数为35桌。

婚礼办得顺顺利利，该来的都来了，该收的礼金一分也没少，曾治国不禁暗暗称许蒋磊“手段高明”。谁知，没隔多久，一封举报信将曾治国大操大办婚宴之事反映到广安区教科体局纪委。经查，曾治国违规操办儿子婚宴、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属实，区教科体局纪委给予曾治国党内警告处分、在全区通报批评，责令其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并退还所收教师礼金。穿石乡小学校长杨明建因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被区教科体局诫勉谈话，并作出书面检查。

婚宴本是喜事，但为了躲过检查，却办得“曲折复杂”，最后还背上个处分，究其根源在于心存侥幸，对党规党纪没有敬畏之心。纪律和规矩，就该规规矩矩去遵守，不要想着“耍手段”“绕弯子”，到头来害人又害己。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隐身衣”下的违规伎俩——海南省琼海市查处一起通过微信收受礼金问题剖析

“我当初以为数额不大，又是用微信收的钱，不会有人知道，谁知最后不仅背了处分，还被免了职。”在谈到自己的违纪行为时，海南省琼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副主任符积利追悔莫及。

2017年6月，海南省琼海市纪委收到市检察院移交的群众举报问题线索，称时任琼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符积利收钱办事涉嫌违纪，市纪委当即成立调查组进行初核。

“现在大家都喜欢用微信支付，我们在核查时特意对符积利手机微信钱包的所有交易记录进行截屏存证，并要求其逐一说明大额微信红包和转账记录的来龙去脉。”市纪委调查人员通过认真比对核实，发现有两笔500元的转账，金额一样、转账人一样，存在疑点。调查人员迅速深入核实，在掌握情况后，找到符积利谈话。面对调查人员提出的问题，符积利解释这1000元来自白某，“纯粹”为了感谢自己而转的账。

经查，2016年7月，白某为了加快办理不动产抵押权首次登记手续找到朋友符积利帮忙，符积利在其负责的复审环节进行了优先办理。事后，请托人白某于2016年7月21日和2017年春节前通过微信，向符积利两次转账共计1000元。

每次收到微信转账提示，符积利都会向白某询问转账缘由。“春节要到了，感谢你之前的帮助，这钱是给你拜年的”，白某在第二次微信转账时这样答复，符积利便如数点击收下。“后来想想，如果我没有帮他优先办理手续，他也不会无缘无故感谢我”，符积利坦言。

“所谓‘纯粹’感谢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利益的交换，不少服务对象为了尽快办理相关手续，想方设法与符积利拉关系、套近乎，有门路、有关系的几天就能把手续跑完，这对其他办事群众很不公平。”调查人员表示。

2017年10月12日，符积利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职务，有关违纪款被追缴财政，并向全市公开通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群众公平公正办理有关事项，既是工作职责，也是工作纪律，必须一视同仁，不能谁有关系谁先办，谁给好处给谁办，厚此薄彼、区别对待。否则，就违背了党的宗旨，违反纪律规定。

近年来，随着手机支付的普及，很多人开始习惯使用微信转账、收发红包。然而，看似便捷、私密的微信红包，却潜藏着违规违纪的风险。当前，奢靡享乐歪风在高压之下出现一些新动向新表现，呈现改头换面、潜入地下的新特点，微信红包就是其中的一种。祸患常积于忽微，微信红包看似不引人注意，实则掩耳盗铃，利益交换的马脚欲盖弥彰。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要在微信转账、收发红包中违规违纪。如果不从中吸取教训，自以为聪明或心存侥幸，等受到纪律的惩处，便悔之晚矣。

廉不廉看过年。春节将至，党员领导干部一定多想一想廉洁过节的各项纪律规定，防范穿上微信红包“隐身衣”的礼金礼卡，坚决抵制违规违纪行为，莫让小小的微信红包打开贪腐的大门，破坏春节安乐祥和的氛围。 《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