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5日，对于二月河的众多读者而言，是黑暗的一天，二月河当天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

1945年，二月河出生于山西昔阳，长期生活在河南南阳。1978年，他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南阳市委宣传部工作，此后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因其500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

早在1985年11月，黄河文艺出版社(后改为河南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初政》，那是二月河“帝王系列”的第一本书。“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国钦说。

1984年，王国钦大学毕业后进入黄河文艺出版社，他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导师、出版人顾仞九如何编辑、出版了一部大作，而他自己也不知不觉间与二月河相识30多年了。

王国钦回忆，二月河早年是南阳市委宣传部干部，一直从事《红楼梦》研究，在一次研讨会上，红学家冯其庸说了一句话，“清代历史小说还没有人写。”谁知当时从没出过书的二月河当场回答，“我来写!”

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杰说，当年得知这位业余作者写康熙，领导和编辑都心有疑虑，他们就有关康熙皇帝、清史的资料，列出了一大堆问题，亲自跑到南阳考作者。二月河学识广博，思路敏捷，逐一回答问题。出版社遂彻底打消疑虑，决定出版书稿。王国钦更提及，“我的老师顾仞九还帮助先生从学问研究到文学创作一点点转化，从结构故事、塑造人物到构思情节帮着出主意。”他说，自己对二月河的手稿记忆犹新，字如同蝌蚪一样，特别难认，“顾老师就一个个字辨认，再一一在原稿上描出来。”他说，很难想象，一个名满天下的作者就是这样被手把手地发现、培养、推出的。

而长江文艺出版社原社长周百义说，他是1987年秋天，赶到南阳见到了二月河。时任助理编辑的周百义在招待所看完《康熙大帝》第一卷后深受震撼，虽然此时二月河已与黄河文艺出版社签约，但周百义没有退缩，他的努力让二月河深受感动，最后答应“帝王系列”第二部《雍正皇帝》放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周百义回忆，《雍正皇帝》第一卷《九王夺嫡》花了一个多月进行编辑，“二月河的小说写得比较紧凑，情节上没有什么改动，只是个别地方叙述太详细的，我删掉了一些。”最终，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田中全在审稿单上留下了周百义难忘的一句话：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此后，这本书第一次征订了11000册。”周百义还记得，1991年签订下的合同中，二月河获得的稿费是千字20元。

眼见作家作品“流失”，时至2005年，河南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发话了，“一定要把二月河这个作家拉回来。”于是，他的第三部《乾隆皇帝》又重回河南文艺出版社。二月河作品销量非常可观，但因其作品版权被不同出版社拥有，目前尚无确切统计数字。

在周百义看来，二月河为历史小说写作树立了范本，他的写作将历史资料与艺术虚构结合在了一起，不光写干巴巴的历史，还有生动的细节。

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在二月河之前，国内历史题材小说还是来源于西方的现代写法，如《李自成》《少年天子》等，而二月河恢复了话本的传统写法，构成了难得的传统叙事形式，这也让他的作品雅俗共赏，“不仅文学圈评价高，市场上销量也很高。”《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则认为，二月河做了充分的传统文化准备，将传统文学、民间文学和正史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把帝王当英雄写，当人来写，写他们的豪气，也写弱点，“他的写作对网络小说、通俗小说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二月河的作品也受到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认为，二月河写作信奉“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其对康乾历史缺乏深刻理解，那是政治高压、中外贸易失衡的时代，农业文明的最后辉煌也是虚假的，而并非二月河描写的盛世。马勇认为，中国的发展趋势是走向现代文明，皇帝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是历史的偶然，不能代表历史的必然，但二月河的写作深受明君贤相奸臣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其歌颂帝王的勤奋、奋斗，也容易误导大众。学者、作家朱大可早在十几年前就表达了质疑之声，时至今日，他说不会改变已有的观点，“二月河笔下的康乾盛世是臆造的概念，给读者带来幻觉。”马勇和朱大可都认为，“帝王系列”面世后，清宫戏、宫斗戏此后大行其道，都与该作开“风气之先”不无关系。

评论家解玺璋表达了不同观点，1997年，随着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播出，的确引来了一片争议。当时在《北京晚报》任职的解玺璋采访了二月河，“他在电话里说，并不接受电视剧的改编，他认为他的小说不是写皇帝的，而是写知识分子在权力斗争中的命运。”解玺璋认为，二月河的写作虽为通俗写作，但严谨且文字很好，只是《康熙王朝》的播出，让人们对他的写作产生了误解。对此，施战军也认为，二月河的“帝王系列”重在帝王的江山设计，而宫斗戏的元素并不多，对帝王也并没有刻意美化和强化。

二月河走了，但对他历史小说写作的探究、反思和争议，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被后来者续写。

栏目编辑：马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