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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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这里,包含着大家都熟知的“逆耳之言利于行”的道理,也提醒我们好听的话就像疾病一样会给我们带来祸患。

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批评,从不中听的话里汲取对事业、对自身修养有益的成分,与此同时,党员干部其实还面临着能否正确听好话的问题,同样需要重视。

在这方面,古代先贤早已给我们提供了警训。西汉刘向《新序》里就讲过一则故事:宋昭公出亡,至于鄙,喟然叹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发政举事,无不曰:‘吾君圣者!’侍御数百人,被服以立,无不曰:‘吾君丽者!’内外不闻吾过,是以至此!”作者末了评论说,“由宋君观之,人君之所以离国家失社稷者,谄谀者众也。故宋昭公亡而能悟,卒得反国。”

由于世故的影响和利己思想的存在,许多人在社会交往中,都愿意对别人说好话,即使不想多说,也可少说,反正说好话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是有益而无害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对别人爱说好话,别人也同样喜欢对我们说好话。这样,我们每个人周围就充斥着各种颂扬、赞美、羡慕、抬举、祝福的好话。而不少的人,都是愿意听好话的,谁称赞自己,对谁印象就好些,就愿意和这个人打交道,喜欢和他一起合作共事。但是,一个人对待别人的称颂、赞扬,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毛泽东同志1941年1月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从这里,我们便能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对于别人的称赞、表扬,一定要头脑清醒,切不可陶醉其中,妄自尊大,沾沾自喜,忘乎所以,错误地估价了自己。

在说好话的过程中,人们一定是将对方的优点、长处、成绩、得意的事情尽可能地说出来,让对方欢心、满足;而对于对方的缺点、短处、错误,则往往避而不谈,或者换种委婉说法。日常生活中这种习惯和风气,有时在有的地方还反映到党内组织生活中,致使党员干部之间严肃地互相批评少了,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时缺少“辣味”。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中,党员干部就难以觉察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对工作中的成败得失难以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在人生道路上、在工作事业上出现闪失。尤其是拥有某些权力的人,在别人赞扬、称颂面前更须谨慎。因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对你加以利用的人,他们的赞扬、称颂,其实就是一种阿谀奉承、拍马溜须,以得到他们想要的利益。寓言里的狐狸奉承乌鸦的嗓音好,是想得到乌鸦叼着的一块肉;《红楼梦》里说他“站惯了”的奴才贾桂,是想早日做主子。在这样的赞扬、称颂面前,领导干部如果一时兴起,头脑发热,不加判断,就有可能违规办事、滥用职权;就有可能对那些心怀叵测、心术不正的人失去警惕,遭其“围猎”。

一个人能不能正确地听好话,产生的结果迥然不同。同在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期,就有两个因能否正确听好话而结局截然不同的事例。著名大臣宋璟以刚正不阿著称,有一天,有人转交给他一篇文章,并对他说:“写文章的人很有才学。”宋璟是一个爱才之人,马上就读起这篇文章来。开始时,他一边读一边赞叹:“不错,真是不错!应该重用。”可是读着读着,宋璟的眉头皱了起来。原来这个人为了巴结宋璟,在文章中对他大加吹捧,这让宋璟很生气,便对送文章的人说:“这个人的文章不错,但品行不端,想靠巴结来升官,重用他对国家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宋璟与另一名臣姚崇同心协力,辅佐唐玄宗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后来,唐玄宗喜欢听李林甫、杨国忠这些口蜜腹剑者流的“好话”,引起朝政混乱,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在现世,许多被查处的腐败分子忏悔时都说,正是由于平时听到的满是好话,不被人批评、不接受监督,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到头来悔之莫及。党员干部一定要能够正确听好话。对别人的“好话”一定要分析,要判断,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同时,要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更多地把人民群众的批评、不满、牢骚当成好话,及时自我反省,发现问题,改进作风,弥补不足,纠正错误。

栏目编辑:弓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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