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昀献：讲政治规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优势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政治规矩约束，允许党的组织和干部在政治主张、政策执行上各有一套、我行我素，允许广大党员在政治上行动上与党离心离德、为所欲为，这个党就不可能有号召力、影响力、战斗力，在政治上就没有作为。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确有少数党员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甚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丧失了原则立场。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在处理一些应该由中央和上级组织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时，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有的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和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等；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甚至专门挑那些党已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丧失人格国格。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规矩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不讲政治规矩就不能叫共产党。因此，必须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规矩，高悬规矩戒尺。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胡鞍钢：研究中国需“三通”——通识、通达、通变

从事当代中国研究，需要真正做到“通识、通达、通变”。什么是“通识”？首先需要全方位地学习，即对中国国情及其重要方面全面学习、知晓、认识，具有关于当代中国的知识广度；其次，要能够掌握通识性的国情研究知识，在专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知识化，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面地观察、认识中国。什么是“通达”？是指通晓、洞达。通晓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确保研究政治方向的正确性；通晓各种重要理论，特别是反映了当代中国研究最新成果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及体系；通晓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并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通晓中外的互动关系，并能够把握中国大势与世界大势；通达理论要旨，通达古今，通达事理。什么是“通变”？可概括为通晓中国变化之理。它的核心是要了解和掌握客观发展规律。首先是自然发展规律，违反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其次是经济发展规律，如果超越了发展阶段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最后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社会主义迟早会超越资本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只有基于此，我们才能够比较准确地预见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道路和前景。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王瑞娟：“反腐影响经济”是无稽之谈

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是无稽之谈，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是非常严重的。一是腐败导致资源配置的错位。腐败在资源配置中的表现就是“乱配”，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现象十分普遍，引发某些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并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环境恶化。二是腐败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权钱交易、权力进入市场以及贪污腐败等等对市场的直接危害即是正常的市场秩序变得混乱和失序，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经济发展应有的平等与竞争秩序。三是腐败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从山西煤炭领域腐败案件中可见一斑：一些领导干部与不法私营企业主相互勾结，以“白菜价”贱卖煤矿，致使一些国有企业成为“空壳”。四是腐败导致两极分化，民众不满，社会不稳，最终对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威胁。

我们要在反腐败斗争中树立自信，包括对反腐败取得的成果、反腐败方法的科学性，尤其是对反腐败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的自信。一方面，反腐败促进竞争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和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促使经济社会更加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反腐败重塑了党的形象，党的凝聚力、感召力和纯洁性自然得到提升，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很多地方高级会馆倒闭，高档烟酒跳水。但应注意到，铁腕反腐，戳破“腐败经济”的虚假繁荣，是为了营造经济发展的良性环境。一些地方基于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以环境、规划程序为代价造成的短期畸形繁荣，只会侵蚀发展成果，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失序，减弱经济发展的动力。公正廉洁是长久繁荣的前提，也只有有贪必肃，才有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廖 燃：中国反腐的世界性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腐败每年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财富损失在20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这笔损失无疑十分巨大，但是，跟全世界每年9000多亿美元的非正常流动资金相比，这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而这些非正常流动资金，很多是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的财富。这些资金之所以能够逃避监管，非正常流动，则是由于西方国家一整套成熟运作的地下金融体系在推波助澜，诸如避税天堂、皮包公司、人头账户和影子基金会等等，它们则从中获利。中国掀起打击在逃境外经济嫌犯的“猎狐”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以追逃追赃为重点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把打击资金非法流动提到国际反腐败运动的议程上来，重新定义腐败的概念。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通过的《北京反腐败宣言》和二十国领导人在澳大利亚签署的《布里斯班峰会公报》都表明要通过加强信息共享和司法机关合作，加速遣返或引渡腐败官员、没收和返还资产，拒绝为腐败分子及其非法资产提供避风港。中国政府的强势出击，主导了国际反腐败运动的议程，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赏，特别是那些历经几十年向西方国家追讨被盗资产和要求遣返贪官未果的弱小国家。 （作者系旅居挪威的政治学者）

编辑：马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