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姚崇撰写的“五诫”文章，就公、廉、勤等五个方面，对官员提出了严格要求。“五诫”，虽只有短短的1300余字，但深刻地阐述了姚崇“尚勤廉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字字珠玑，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大唐贤相姚崇，一生坚持“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地方为官，都有可圈可点的政绩。他最大的功绩是在开元元年提出的“十事要说”的政治纲领，为大唐规划了一个全方位的改革蓝图，并竭尽全力，与宋璟等人积极推进改革，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开元盛世。开元初，刚刚经过中宗韦后之乱，唐朝廷奢靡成风，官员献媚奉迎，荒嬉无度，恬不知耻，积重难返。为了创建一个风清气正，积极推行改革的良好氛围和健康的官员队伍，姚崇除通过组织程序以铁腕手段纠正不正之风外，非常重视对官员的思想教育。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撰写了《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合称“五诫”的文章。“五诫”虽只有短短的1300多字，却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他为官执政的吏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字字珠玑，对封建社会官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

“为政以公”，是姚崇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吏治思想，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有着等同的重要意义。他在《持秤诫》一文中用持称称东西形象地比喻执政要公，意义深刻，说得非常好。他说“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说称是一种权衡天下事物轻重、从而达到公正公平的器具。过去的旧称为十六两，有很大讲究。老祖先用心良苦，把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共十六星定位为秤杆上的十六两，少一两就缺寿，少二两既缺寿又缺禄，少三两福禄寿都缺，就缺大了。古人视称锤为权，称杆为衡，常说的权衡轻重，就是说用称来衡量是否准确。“秤”本身具有“在天以齐七政（七政，古时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在人以均万物”的属性。他要求为政者要像拿着“称”称东西一样，要“执衡持平”，“称物平施，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使锱铢不惑，轻重无疑，智不能矫，愚不能欺，存信去诈，以公灭私”。锱铢，是很小的重量单位。锱为一两的四分之一；铢，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姚崇说：做人一定要坚守公平、正直的原则。为政不管是对待南来北往的，或者左右相近的，聪明的还是愚昧的人，都要一样对待，像称东西一样，一锱一铢都不能差。要讲诚信，抛弃欺诈，大公无私，灭掉私心。不偏颇，不结党，这是君子的作风。“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心，只要做到了十分的公正公平，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心，只要做到始终如一的公允，政务就不会有所差错，就会做到在法律规范、制度设计、社会管理等方面，公平、公正、公道，执法如山。他要求：各位志士仁人，要以持称一样的公正公平常常勉励自己，钦佩而努力去做，并作为准则常常鉴戒效法，像绷紧的弦在身上一样，用以自戒。

二、倡导官员勤政

姚崇在《执镜诫》中批评“凡今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汩没忠直”，尖锐地批评当时的为官者无所作为，只知巴结讨好上司，毫无忠诚正直的不正之风。他用明镜照人作比喻，要求做人要“内涵虚心，外分朗鉴，物不可以匿诈，体无得以逃形。”即，人要内心虚怀若谷，永不自满，像明镜一样明白事理，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藏匿或欺诈，要行的端，走的正，不能做无形之丑事，应当修德养性，“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必须像镜子一样的明亮，断事就可以平允；必须像镜子一样洁净，处事就会决断，阳光执法，透明执法，反对暗箱操作。他在《辞金诫》中提出要学习“古之君子，策名委质，翼翼小心，乾乾终日”的精神，主张学习古代的君子重视名节和个人品德的修养，小心翼翼做人，勤勤恳恳终日做事的精神，为官者要勤政爱民，“刑不可滥，政不可贼。”这里的“贼”应该理解为不作为、胡作非为。姚崇，自己本身就是勤政爱民的榜样。他开始进入官场，在地方做官，百姓交口称赞；后来调到朝廷兵部做官，勤于政务，特别是处理平叛事宜，剖析快捷，处理得当，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提拔很快，青云直上，官做到宰相。他在朝为相，既要在朝堂议论决策国事，还要去自己先后主管的兵部、户部处理堆积如山的事务，当时的人们看到他总是急匆匆地在走着，忙个不停。他勤于政务的行为为当代和后世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三、倡导“廉慎”作风

这是《五诫》中姚崇阐述的一个重点。姚崇痛恨腐败现象。他在《冰壶诫》中批评中宗以来“凡今之人，就列称臣。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风气，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人只要列朝为臣，当官的整天想的就是害剥老百姓，在上面的则以送礼贿赂拉近关系结党为私。他说：冰壶澄清靓丽，没有瑕疵，要求当官的人，要像盛冰的玉壶一样，冰清玉洁，内心怀着冰一样的清澈，外表涵着润玉一样的美德，具有正人君子冰壶一样的德行，一定要坚持廉洁勤勉的气节，堵塞贪污攀比的大门，洁白无暇，把清白留传给子孙后代。

在冰壶诫里，姚崇举了两个廉洁的例子教育官员：一个是《晋书》上讲的吴隐之。这个人博学多才，坚守道德，为官非常清廉。儒家宣扬什么“君子不饮盗泉之水，不吃嗟来之食”。他洁身自好，饮贪泉之水从来不贪，出自污泥而不染。另一个例子是庞参拜访隐士任裳受教育的故事。庞参，是东汉名臣。他做汉阳太守时，去拜访当地隐士任裳。任裳不和他说话，只把一把葱和一杯水放在屋门前，自己抱着孙子蹲在门下。庞参想了想，明白了意思，知道任裳的用意是让他做官清如水，一把葱是要他打击豪强，抱孙子是寓意要他怜惜孤寡。庞参按照任裳的希望去做，为官清正，抑制豪强，做了许多惠及民生的好事。

《辞金诫》，是姚崇的重要篇章。他强调廉政建设，主张当官要廉洁奉公。姚崇以“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惧”两个典故的现身说法，引申到“不贪为宝，廉慎为师”的吏治思想，还特别提出“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无悔恡（lìn 同吝），不若守慎”，严格要求，谨慎做人做事，预防腐败的人生哲理。要官员将古人清洁廉正的故事，作为对照学习的榜样和引以为戒的教训，能够俯而揖，跪而受，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左顾右盼，谨慎做人，行谦虚恭敬之道，像子罕辞玉、杨震辞金一样，洁身自好。

子罕是2500年前、春秋时宋国的“司空”，是主管建筑工程，制造车服器械，监督手工业奴隶的部级官员,位列六卿。宋国有人得到一块宝玉，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拿给琢玉工匠看过，工匠认为是宝物，所以才敢进献。”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你把玉给我，我们两人都失去了各自的宝物，不如各人保留自己的宝物。”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弄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于是，子罕把玉留下，让玉人替其雕琢、加工，然后送给献玉者，让其卖掉，发财后才让他回去。

杨震是东汉时期的名儒，桃李满神州。杨震50岁时，做了荆州刺史。不久，调任东莱太守。他奉调到东莱上任，一日路过昌邑（山东省昌邑市），见昌邑这地方物阜民丰，很繁华，便在一所客店里住下。昌邑县县令王密，是杨震的得意门生，品学兼优，为官廉洁清正。为了报答老师的教诲之恩，一天夜里，王密手捧黄金10斤（古时候把铜有的也当成金，也可能是铜），来到杨震的住处。说：“年年桃李，岁岁芬芳，老师教导，永世难忘。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请老师收下吧! ”杨震听了拂袖而起，很不高兴地说：“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呢?”王密说：“老师，这金子乃学生的俸禄，非贪污受贿所得，我特送来孝敬老师。况且深更半夜又没谁知道，您又何必这样认真啊! ”杨震正色说：“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地而来，地知道，你怀金来，你知道，你把金子送给我，我知道。既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能说没人知道呢？你是一县的父母官，一举一动都要为人师表，一心一意都要为黎民百姓着想，执三尺法，勿枉三尺法，贪一缗（古代穿铜钱的绳子），不值一缗钱啊! ”接着，杨震就把自己如何为官为民的事，向王密讲了一遍。王密深受感动，向老师深深拜下，惭愧地说：“老师的教诲，学生深铭肺腑，永世不忘。”

姚崇在讲了这两个廉洁的例子后，谆谆告诫为官者“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要求他们具有这样的高贵品质，只有自觉抵制“金玉”的诱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铒，必曝其鳞”。因此“当官明白者”，“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自觉地做到“请谒者咸息，苞苴者必辞”。苞苴，意思是送给人的鱼肉用茅苇叶包着，乃行贿之举。姚崇苦口婆心、一再告诉当官的人：你们以金和玉为宝贝，我以廉洁奉公、谨慎做事为老师，你们以为黑夜、暗地里就可以收纳贿赂，我将做到和杨震一样暗室不欺，拒收贿赂。只有自觉抵制各种贿赂，才能避免像大象因为有珍贵的牙齿、鱼因为贪吃鱼饵而丧命。所以，当官而明白的人，总是坚守着廉洁勤政的美德和品行，堵塞贪污行贿、跑官要官不正之风，自觉地做到没有人来走你的门子，对来行贿的一概拒绝。进而，他提出了“与其浊富，宁比清贫”的人生价值观；倡导“冰壶是对，炯诫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的治家之风。他指出，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使自己没有悔恨吝惜，不如坚守清廉谨慎。如何才能做到清廉谨慎？主要是要诫除瓜田李下的行为。悔恨由何起?怨恨诽谤由于猜疑。谨慎严格要求就不会有灾祸，贪婪是灾祸的起源。只要严格要求自己，谨慎从事，必定不会有诽谤和耻辱。凡是所从事政务，应当自己先身正，严格要求，诫往修来，始终如一。

姚崇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他以身作则，在太平盛世，人们过着安逸的生活；达官贵人往往是锦衣玉食，骄奢淫逸，尽情享乐。然而，位极人臣的宰相姚崇生活极为俭朴。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盛世，他依然不忘“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做官只拿薪俸，不贪不占，不从事商业经营等获利活动，没有任何灰色收入。他作为堂堂的一国之相，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那时候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住在郊区去上朝办公很不方便。为了不影响工作，姚崇常常上朝处理政事之后，就近到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住宿，不去回家住。一次，姚崇得了疟疾，只好叫家人来寺院照料自己，没有要朝廷指派专人看护。住在寺院，他仍旧带病坚持工作，协助另一位宰相源乾曜（侍中、尚书左仆射）处理政务。每有重大事项，唐玄宗就命令源乾曜去寺院与姚崇商量。姚崇的清廉勤俭，着实令源乾曜敬佩感动，于是他奏请唐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中书省官邸）里住，唐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豪华又藏有机要文件，住进去不合适，故而谢绝了。唐玄宗派人对他说：“四方馆原本为官吏而设立，你住进去也是为了社稷；我恨不得要你住进宫内来呢！让你入住四方馆何必谦辞?”他才住了进去。

厚葬之风古已有之。在姚崇的倡导和主持下，开元二年九月，朝廷颁布了《禁厚葬制》，将禁止厚葬作为法规要求执行。该令指出厚葬的危害，提倡民风节俭，要求全民破除厚葬之风，违规者杖打一百。州县官如不检查举报厚葬行为，隐瞒违规厚葬者，贬到边远不毛的地区做官。开元九年(721年)，姚崇病逝。他谆谆告诫儿子不得为他厚葬。他要求儿子，在自己死后，不要穿官服，只穿平常衣服入殓，不要紫衣玉带，也不要抄经画像。他还嘱咐子孙：“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1983年因陇海路拓宽，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有计划发掘姚崇的父亲姚懿墓，人们都认为墓内一定埋葬有不少金银珠宝，结果发掘后除一块墓志铭外，陪葬的只有少量的白瓷器罐，没有任何值钱的物品，说明姚崇埋葬其父也是薄葬的。从生前到身后，姚崇忠实践行了自己的格言：“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

四、倡导移风易俗的改革精神

《弹琴诫》以弹琴比喻治国，倡导“移风易俗”的改革精神。他说，美妙的音乐可以感化人，真诚的声音可以感动人。音乐可以引导出最好的社会风气；乐声可以感化出人们高尚的情操。所以说移风易俗要有美妙的音乐，政通人和要有正确的政策。他提出当政者要像弹琴一样，“君子抚之，以和人心”，“乐导至化，声感人情”。他认为“琴音能调，天下以治。异而相应，以和为美，和而不同，如彼君子”，深刻而形象地阐述了为政爱民的民本思想，要求执政者处理政务就像弹琴一样，要合乎人心，人爱听，人民喜欢，做人民爱的事情，从政为民。这样，如弹琴的音乐到了绝妙处自然会感化人，使人动情。也就是说，从大处讲，以德治国，教育人民文明有礼，积极向上，人心大同，社会和谐；从小处讲，当官的要能以德待人，以理服人，以身正人。他还说“善为国者如弹琴。宫君商臣，则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岂安人之心。”这里说的宫君商臣，就是现在说的音阶1、2、3、4、5、6、7。就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像弹琴一样，要按1、2、3、4、5、6、7的音谱去弹，执政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弹琴不按音谱去弹，过急、太缓都不能让人听着舒服，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不能安定人心。同时，他指出要根据实际“改张逾于立法”，改革不合理的部分，而且要立法，用法律的形式把改革的部分确定下来。姚崇把执政比作弹琴。他讲的这些话，既包含着惜民、爱民、注重教化，以情感人，执政要和人心的民本思想，也包含着依德化人和依法治人的德法并重思想。他指出，当政者果真能做到这样，惜民、爱民、德法并重，犹如高超的琴师弹琴，发出悦耳之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人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大同和谐的社会一定能实现。

五、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

姚崇在《持称诫》中说：“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他精辟地阐述了法律、官员的作用，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当官的人是老百姓的师表。就像管仲说的“上服度则六亲固”，你自己走的端行的正，事事按法度办事，人民就亲近你，不用强迫命令人民就会按法度去做。毁法者，在上不在下，只要当官的人始终如一，按法办事，以身作则，公平处理每一件事，老百姓那里来的怨言？关键是看你做事公平不公平。所以说：上面提倡、倡导什么，人民就会向那个方向走；我们教什么，人民就会做什么。他提出做一个好的官员，要“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要当官者正人先正己，谨慎为政，始终如一，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打铁必须本身硬。

姚崇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的吏治思想，深切地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唐玄宗和姚崇都身体力行，为了厉行勤俭，开元二年七月唐玄宗发布规定：对所有乘车上的金银器玩，一律销毁，供军队所用；遣散部分宫女，减少后宫开支，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唐玄宗亲自从宫中拿出一些锦绣之类的东西于殿前焚烧，向社会宣示以俭持国，提倡节俭；规定百官服带、酒器、马衔、蹬，三品以上以玉为饰，四品以金为饰，五品以银为饰，以下禁止使用金银玉饰；不准开采金银玉等矿藏。

副相卢怀慎，对姚崇很是尊敬，很赞成姚崇的吏治思想。他为官清廉俭朴不经营产业，衣服、器物上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虽贵为宰相，但妻子儿女仍然寒冷饥饿。他得到的俸禄赐物，毫不吝惜地给予需要支助的朋友亲戚，随给随无，很快散尽。他赴任东都洛阳去掌管选举，随身用具只有一个布袋。他得病后，宋璟、卢从愿（工部尚书）去看望，见铺的席子单薄而破旧、门上没挂帘子，正好有风雨刮来，举起席子遮挡自己。天晚了摆饭招待，只有两盆蒸豆、数碗蔬菜而已。他死时，家里没有留下储蓄，还是唐玄宗听了四门博士张星的上言，赐给了他家织物百段，米粟二百石，才办了丧事。他们以身作则，对当时社会影响很大，为政以公，倡导勤廉，蔚然成风，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姚崇的吏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先进性和超前性，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高标准的要求。姚崇说“为政以公”，与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我们说“立党为公”，都落在一个“公”字上，虽各自的内涵有一定的区别，但大义是一致的，目的是一致的。公，是人类从古到今追求的道德顶峰；公，是统帅一切事物的纲。纲举目张，有了公就有了廉和勤。公、廉、勤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互为作用；有了廉才能做到公和勤；有了勤才能保证廉和公。我们说大公无私，姚崇说“以公灭私”，说的更彻底，更到位。存有私心就不可能公，无私心才能做到公。古人和姚崇说的“大同”，要达到的是“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没有战争和动乱，无贼无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和我们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是一致的。

有好的吏治思想不等于就能有好的行动。行动是思想的体现，只有有了优良的行动才能体现出好的思想。言行不一绝不是个别人的行为。从古到今，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大有人在。那些汉奸、卖国贼、贪官污吏，也曾经把理想、道德喊的震天响。凡事，做到一言一行一时可以，做到一生一世是很难的事情。纵观天下，所有的恶性事件、群发事件追其源都是执法者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所造成的，概莫例外。姚崇一生无论是做人、做官、做事，都是严格地遵守着自己的吏治思想要求的标准在实践着，几乎没有污点，其光明磊落，公而忘私，勤政廉政、以身作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高大的丰碑。从政者如能从姚崇的思想和行动中吸取教益，为政以公，耸廉勤，身体力行，履行于实际，当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姚崇的吏治思想上体现的十分充分，学习、继承姚崇的吏治思想就是继承传统文化。姚崇的吏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中国，是腐败的多发期、高发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大的决心反腐。有人总结反腐斗争的现状和经验，说在三大特点“落马高官多、贪腐数额大、群蛀现象严重”之外，又出现了三个新的特点：“期权兑现”方式滋生、“官荫二代”现象频现、渎职侵权激化社会矛盾情况严重等。在当前趋利主义、一切向钱看、贪污腐化多发的时期，研读姚崇的《五诫》，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看看姚崇，一千多年前的人，有如此高尚伟大的认知和崇高的行为，比比我们共产党人，有多少人远远不如！所有当前这一切不良现象都是在位官员们执衡而不能“平其心”，不能“称物平施，为政以公”。国家权力变成了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天下公器”变成了他们害剥人民的利刃，公平和正义的天平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现今，举国上下，正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进行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正在坚持不懈地反“四风”，每一个人都应该以姚崇为鉴，以《五诫》为鉴，对照自己，牢固地树立“为政以公，耸廉勤”的吏治思想，修德养廉，公平、公正地执法执政，做一个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的事业的人。

（作者：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依法治国的八大名相》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