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代，出现了众多有影响的名家，吕坤就是其中之一。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吕坤一生先后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在陕西、山东等地为官从政二十余载，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著述。吕坤虽多年为官，但他承续了宋明理学思想的积极内容，从“天即理”“心即理”出发，推演出关联起天与人的“天人之理”，肯定了“民”的地位和尊严，将以民为本的思想融在为官任事，特别是乡治之中。

吕坤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明代中后期，看似安定，实际上已经乱象丛生：嘉靖以来几任皇帝懈怠朝政，官吏滥权贪渎，百姓赋役沉重、不堪官府搜刮。在思想文化界，王学已经逐渐取代了“朱学”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拓展个性，“肯定人欲”，这些成为吕坤民本思想的基底。在其著作中，吕坤反复论及“道”，他探索“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不只是虚无缥缈的天道、天理，也包含了世俗性的内容，“人人都有份底”。吕坤充满了对底层百姓的同情，他曾对灾民的悲惨境况作白描式的记述：“万历戊子春，山东饥，盖二年旱也。草根树皮，剥掘殆尽，又食及野草。幸无毒，不问苦辛生熟。”吕坤告诫官吏，应该常常反省：“吃这一箸饭是何人种获底？穿这一匹帛是何人织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该我居住？安车驷马如何该我乘坐？”他认识到，衣食住行皆为百姓所产所制，为官者若不能谨记，常怀恤民之心，那就愧对百姓。因此他主张在乡治中需要时刻体谅民之疾苦，注重施政的细节。

乡治要施行自治条约。自宋代蓝田《吕氏乡约》制定以来，通过乡约条规的自治，成为乡治的重要方式。吕坤甚为重视乡约的作用，他力倡以禁约条规提振风俗，尤以“节俭”为美俗之本，乡居建筑不必追求华美，“房屋为蔽风雨，雕刻彩画为何？”婚丧嫁娶，遵循乡间俗礼，不应过度奢靡浪费，更不能贪财求富、相互攀比。他主张乡约应该发挥相规互助、扬善抑恶的作用，并通过四邻、里老、甲长等共同纠举监督，对乡间善者重赏，对恶者严惩。

灾荒时应相恤互助。古代农耕技术有限，商品市场欠发达，多数乡里百姓也少有余财，故遇逢灾荒，生活难免陷于困顿，于是便会流离失所。吕坤认为，可以建立“社仓”，丰年时积聚余粮，灾荒时以盈余补不足，同时给借粮者适当利息，鼓励他们维持社仓长期运行；必须严择管理社仓者，“社仓老人，一年一换”，避免营私舞弊。他还细致地规划了赈济饥民的细节：广设煮粥之地，以方便居无定所之饥民就近取用；善择煮粥之人，务必是耐烦负责，对饥民有同情心，“有天理之念”；区别食粥之人，男女分班而食，对老者、病者，则“另为一等”，粥可先给。

发掘乡民良善以息争讼。乡民杂处，各种矛盾纠纷难免，有时还酿成诉讼，费财耗时。吕坤延续儒家“居家戒争讼”之传统，力劝乡民平息纷争、避免诉讼，对于乡里生活的小事情，“本约和处，记于和簿，省得衙门告状，受怕耽惊，打点使用，吃打问罪，坐仓讨保，破了家业，误了营生”。他更是主张移风易俗，改善乡风，特别是善加利用乡里百姓朴实、善良的本性，因为“人生天地间，谁没个良心”，各人只要拿出良心来，少了别人的就还给别人，自身的过失惹恼了他人的，就放下面子认个错，以真诚的态度、相互的谅解去解决纠纷，那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乡里的和谐自然能达成。

以乐治辅助乡治。礼乐共治，是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有益的曲乐不仅娱乐身心，更攸关善风美俗。各类曲词、戏剧是乡间百姓热衷的娱乐形式，但不免有糟粕夹杂其间，吕坤谓：“时调新曲，百姓喜听。但邪语淫声，甚坏民俗。”因此之故，治理者必须有意识地通过正面的、通俗的音乐、曲艺作品来引导民风，诸如管鲍分金、宋郊渡蚁等古人善举好事，“一切有关风化者，作为鼓板平话弹唱说书，半说半唱，极浅极俗，不用一字文言，妇人童子都省，又亲切痛快，感动民心，使人点头赞叹”。乡里百姓文化水平有限，故乐治之“乐”，既需要内容良善有益，又需要形式亲切通俗，其积极的作用方能彰显。

古语谓：“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作为治理末端的乡里之治，看似些微琐细，但却关乎国家治理及天下安宁。吕坤有关乡里之治的思考与论述，在个别细节上虽不无时代与个人思想的局限性，但其体察民生艰困的情怀，准情酌理的制度考量，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