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羹梅（1906—1990年），又名吴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人。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中国铅笔工业奠基人，被誉为“铅笔大王”。自1935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国产铅笔厂起，他用小小的铅笔绘制了一幅民族轻工业自强不息的时代画卷，书写了中华儿女甘于奉献的爱国情怀。

（一）

1906年，吴羹梅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当时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也是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年代。1922年秋，16岁的吴羹梅考入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强烈抗议北洋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被同济大学开除。几经考虑，吴羹梅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决定去日本学习先进技术，以振兴中华。

1929年，吴羹梅考入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彼时，随着清末“废科举，办学堂”等维新运动的兴起，钢笔、铅笔等一些国外新式文具开始涌入中国。其中，铅笔因为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很快取代毛笔，国内市场需求巨大。但中国大陆还没有自己的铅笔厂，从普通铅笔到高级绘图铅笔及彩笔，都依赖进口，国家每年为此花费大量钱财。吴羹梅深感铅笔对振兴我国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逐渐确定了制造铅笔的创业目标。为学习制作铅笔的知识，1932年3月，吴羹梅进入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下属的神奈川工场实习。但该厂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制铅芯技术是严格保密的。吴羹梅尝试找该厂经理请教，经理却傲慢地说：“办铅笔工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像你办华侨学校。你们不会办成铅笔厂，生产出铅笔。”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吴羹梅，也更坚定了他创业的决心。最终在车间工人的帮助下，吴羹梅掌握了制作铅芯、制杆和油漆的技术。

1933年11月，吴羹梅回到上海后，邀请同窗郭子春、同乡章伟士共同创业。为筹措资金，吴羹梅变卖了家中房屋，并发动亲友认股投资，最终筹到5万元启动资金。同时，经过反复试验，吴羹梅带领工人逐步攻克铅芯、铅笔板和油漆等方面的技术难关，具备了生产铅笔的实力。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35年10月，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1942年改为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投产营业。20世纪30年代，销往我国的国外铅笔应有尽有，国产铅笔想挤进这个市场并不容易。为冲破国外舶来品的倾销，吴羹梅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主打低档产品，推出普通飞机牌铅笔。以“好学生”和“小朋友”命名的低档产品，注重降低成本、降低价格，以价格优势打开了销路。二是抓住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的有利条件，增强国产铅笔的竞争力。“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潮。吴羹梅抓住机遇，将“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印在每一支铅笔上，并结合航空救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出以“航空救国”命名的中档铅笔，激发国人爱国情怀，深受国人欢迎，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

1937年，工厂生产的高档绘图铅笔，已实现“完全国货”，吴羹梅特意用自己的名字“鼎”作为注册商标。从此，中国人真正用上了国产铅笔。

（二）

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铅笔厂已初具规模。但国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打乱了工厂的生产秩序。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火烧到上海。为了不让千辛万苦建立的工厂落入敌手，吴羹梅决定将铅笔厂内迁重庆。1937年11月首迁武汉，1938年4月再迁宜昌，1938年11月三迁到重庆。内迁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却难改吴羹梅抗日之志。每到一地，铅笔厂均迅速投入紧张的生产，支援抗战。

1939年上半年，工厂在重庆菜园坝正式恢复生产。然而，由于内迁工厂大量涌入重庆，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生产时断时续，铅笔厂要维持生产，困难不言而喻。尤其是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滋扰，人们不得不躲进防空洞，工厂只能停产。1939年至1940年间，工厂两次遭日机轰炸，吴羹梅也被炸伤住院。因为轰炸，菜园坝工厂已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吴羹梅决定在离重庆市区较远的南温泉增设分厂。吴羹梅表示，只要抗战需要，再艰难也要维持下去。

从1938年11月迁到重庆，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走，铅笔厂在重庆的7年，生产受到诸多限制，平均月产量为4000罗（每罗144支），远远低于上海时的产量，但工厂在艰难生存中仍然取得一定的发展。为解决维修难题，工厂增设了修机车间，该车间不仅能维修破损严重的机器，还能制造全套的制笔机器，方便了工厂的生产。为了扩展产业链，吴羹梅先后创办光华油漆厂、中和化工公司、中国标准锯木厂等。同时，为了扩大产品的销售量，1940年起，吴羹梅陆续在重庆、贵阳、衡阳、昆明、西安、兰州等地设立发行所，依托这些发行所，把产品运往后方各地。从重庆到延安、从战场到教室，这家中国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为抗日救国和中国文教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艰难维持的情况并未好转。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民族企业恢复生产，反而给以无情的刁难、压榨。铅笔厂难以维持，不得不遣散员工，重返上海。

（三）

铅笔厂迁回上海后，原材料的采购比重庆时相对容易，但竞争更为激烈。在抵御外货倾销的同时，还迎来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两个强大的国内竞争对手。吴羹梅为站稳脚跟，把生产重点放在普通铅笔市场上，主推低档飞机牌“好学生”铅笔。同时，大力开辟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两厂未深入的华北市场，使“好学生”很快畅销于华北与东北地区，工厂一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新中国成立后，吴羹梅和他的铅笔厂重获新生，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鉴于吴羹梅的杰出贡献，1949年10月1日，他作为工商界的15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受到毛泽东接见。他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为响应政府号召，1950年中国标准铅笔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高级工程设计制图铅笔的需求量大增，但国内质量过硬、规格齐全的绘图铅笔还是空白，市场被昂贵的国外产品占领。1954年3月，中国标准铅笔厂经过夜以继日的攻关，生产出赶超国外先进水平的“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向国庆献礼。1954年6月，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产品正式定名为“中华牌”。1954年10月，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合并，顺应历史潮流，成立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吴羹梅出任私方经理。其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改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更名为中国铅笔一厂。

随着产量产值的不断增加，1958年中国铅笔一厂开始出口铅笔，有力推动了我国从铅笔进口大国转变为出口大国。“中华牌”铅笔也因此深受人们喜爱，成为跨越几代人的“人生第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