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时空的奇文:《陈时政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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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政疏》的作者是马周(601—648年),他被称为“平民宰相”,也深受李世民的重用,李世民能够达成贞观之治,马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周明于大势,擅长实务。《新唐书》中记载:马周“善敷奏,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时誉归之”。《旧唐书》亦对他有“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的评价。“善敷奏”“能敷奏”都是说马周的奏疏写得好,能得到这样赞誉的还有贾谊、苏秦、张仪、终军等杰出政论家;“动中事会”“动无不中”讲的是他应变的才能;“裁处周密”“深识事端”是形容马周深入剖析问题的能力和妥当处理问题的方法。马周写作政论文,在高屋建瓴的同时条分缕析,不仅振聋发聩也让人心悦诚服。与他同时代的岑文本对马周的才华很是钦佩,他说:“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亡倦。”

具体到《陈时政疏》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唐太宗的高度认同,且流传久远,是因为该文直抒己见,不事虚饰,讲清了四个重要观点。

其一,该文劝导唐太宗为政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李世民是杰出的帝王,然而也多欲多求,很容易导致刻薄寡恩。“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无疑是对症下药的良方。马周以史为鉴,对历史大势有着深谋远虑,他回顾夏、商及两汉之所以有这延绵数百年的国祚,主要原因是“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从魏晋到隋代,昙花一现的王朝也不胜枚举,原因是“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所以,君主的为政举措如果有不当之处,就很可能要面对“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的局面。马周直言:“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所以,对自身要有节俭的要求,同时对下属和百姓要广布恩泽。他还以史为证,认为是“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为西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倘若是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继位,“天下必不能全”。接下来,马周直接指出时弊:过重和过繁的徭役已经让老百姓难以承受,造成民怨沸腾,但权贵们却招摇跋扈,奢靡挥霍。马周直接批评道:“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

其二,延续上一段结尾的话题,劝告李世民“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里表达了马周的重要观点:国家理所当然要广有贮积,但贮积的规模大小要与当时的民力相均衡。在民众未得到纾困、大势未苏的关键时刻,国家如果仍不知民众疾苦,一味囤积财富,甚至强征捐税,反而可能导致资寇。隋朝的前车之鉴不得不查:隋朝建了洛口仓,大量囤积粮食,又在洛阳大量囤积布帛,结果祸乱一起,洛口仓的粮食被李密据为己有,洛阳囤积的布帛便宜了王世充。这段史实应该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马周认为,“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所以为政者的见微知著、及早思变是达到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

其三,请李世民务要“俭以息人”,以“俭”养诸王之德。《陈时政疏》反复强调“俭以息人”,强调放纵奢侈会导致更多贪欲:有地位的人、贪欲旺盛的人,就会走上歧途,贪赃受贿,招致可怕的祸患;没有地位的人不能控制贪欲,就会觊觎、盗窃他人财物,导致败家丧身。因此“奢侈是罪中之罪”。而杜绝的良方就是“俭”。“俭”不仅关系到人的品德,更关系到事业的成败。马周提醒唐太宗吸取历史教训,“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劝诫李世民马上思变,立刻对“俭以息人”付诸行动,切勿对诸王“溺于私爱”,而是“预为节制”。马周认为,皇帝之子本就生于富贵,养尊处优,如果还对他们厚于宠溺,他们定会变本加厉地骄奢淫逸,危害社稷,遗祸后世。

其四,《陈时政疏》提出“天下者以人为本”的重要观点。行文的笔锋再次直指时弊,认为朝廷对很多临民官员的选拔非常草率,比如刺史就用武人,很多人是因为在京城干得不好,就把他们外放,做得越差,外放地越边远,导致那些边远地区的刺史、县令素质低下,地方治政乱七八糟,而那些“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这是当时一个严峻的现实,马周不仅看到了,而且敢于秉笔直书,更可贵的是提出了解决办法:“致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基,在于扬清激浊。”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从来不是小事,如果想让民众安居乐业,就一定要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后世顾炎武对这个观点很是赞同:“人主苟欲亲民,必先亲牧民之官,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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