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板制成雕版，程序繁多，紧要处在于缮写、刻字和刷印三步。

缮写多用小楷。一张字样一二百个字，黄豆般大小。限于版式，其书写规矩严整，不类魏晋风流，却也韵味十足，有的似欧体秀丽，有的如颜体雄伟，有的类柳体挺拔，结构匀称，宽绰有余，笔画起止毫不含糊。即便同一个笔画，位置不同，形态也不同，“心”字有三点，从左到右分别叫腰子点、瓜子点、兔眼点，其差别非善书者不能辨别。一卷书，百余张字样，字数成千上万，既要毫无错漏，还要格调一致，更是对书写者极大的考验。

一刀不当，前功尽弃。字样上板后，刻去空白处，凸显其上的反体字和边框，并非易事。木板有纹路，下刀需利落；笔画多弧度，下刀又需委婉；木质边框要刻出钢丝质感，力道小了线条含糊，力道大了线条易断。经验丰富的刻工，拿到底板，不是急于下刀，而是仔细端详，看清字的点画走向和底板的纹路顺逆后，才眯起双眼、屏住呼吸、抓起拳刀。刻字费眼耗神，一天下来，多的也只刻得百来字。

刷印切忌含糊。墨多用松烟墨，以其色泽沉稳、含胶适量。磨到浓淡稀厚恰到好处时，用“帚子”蘸墨刷版，使墨色均匀、凹陷处不存积墨，然后覆以宣纸或皮纸，再用“擦子”上下来回刷两三遍，轻轻揭起一旁晾干，一张雕版印刷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

雕本肇于隋而行于唐。与之相契的，是文字经过甲骨文、钟鼎文、小篆、隶书、楷书以及草书、行书等字体嬗变，方方正正的楷书成为通用字体，文化也经历商朝甲骨契字、周代钟鼎铸字，秦汉以来的石碑刻字、简牍刷字、缣帛写字等多种传播方式的尝试，甚至造纸、制墨、雕刻、摹拓等工艺逐一登场臻于尽善。雕版应运而生，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历史酝酿的产物。

正因为此，雕版一经面世便迅速风靡。公元824年，诗人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言中写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也就是说当时以雕版印刷白居易诗歌已经“处处皆是”，说明雕版诞生百年左右，已被广泛使用。

雕版精于宋。宋代雕版，木板多用枣木梨木，质地均匀、纹理细腻，版式字大行疏、典雅大方，字体肥瘦有则、一丝不苟，用纸多为柔软细密，用墨更是暗香浮动……偃武修文，读书报国，雕版让知识变得更加可感可及，使得著书立说成为潮流。苏东坡的诗文多次被刊印，他在写给朋友庞安常的信中说：“人生浮脆，何者为可恃？如君能著书传后有几？念此，便当为作数百字，仍欲送杭州开板也。”其中“开板”即为刻板印刷。东坡诗词文赋广为流传，雕版功不可没。

清代雕版之盛，于扬州可见一斑。康熙年间，两淮盐政曹寅奉命设立扬州诗局，召集全国各地能工巧匠，耗费近两年，集中写刻印制《全唐诗》。全书900余卷，收录了2200多人的诗歌作品，工楷写刻，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用纸讲究。当时的扬州，不仅官刻，坊刻和家刻同样盛行。徽商马曰琯家中专设工坊刻印书籍，对这些花费巨资刻印以及其他收藏的书籍，不是作为个人珍藏，而是乐于借人以资著述，至今传为佳话。

雕版改变了此前文字传播全凭口耳相传、刻铸手抄的方式，节省了人力，减少了讹误，扩大了传播范围，既是文化知识普及的有效媒介，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