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又称茶马贸易，是我国历史上在边疆或边地开展的，内地农耕民族与西部、北部游牧民族之间进行的一种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活动。互市双方交易的商品主要是茶叶和马匹，但又不限于茶叶和马匹，还包括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它起源于唐，发展于宋，盛行于明，终结于清，持续时间长达千年之久，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中央王朝进行边疆治理、巩固边防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国各民族跨越山河、双向奔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茶马互市的起源与演变

唐代是茶马互市的发端期。但唐王朝与西北各少数民族市马通常用绢，茶马互市只是一种零星的、不定期的贸易活动，并没有形成制度。宋朝建立初期，朝廷曾使用铜钱、布帛、茶叶等财物交易马匹。熙宁年间（1068—1077年），宋神宗采纳王韶的建议，在成都置茶场司，在熙州（今甘肃临洮）置买马司，从四川榷茶，运至熙河，折支马价，以茶易马，时称“卖茶博马”。茶场、买马二司的创设，是宋代茶马互市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使宋代的茶马互市从绢帛、铜钱、茶叶相兼的商品交换阶段，发展成为专门用茶易马的官营茶马互市时代。元丰四年（1081年），茶场、买马二司合并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元朝在成都设立榷茶机构，并在京兆（今陕西西安）、巩昌（今甘肃陇西）设局发卖。元朝统治者蒙古族以驯养马匹著称，加之辽阔的草原都在其统治之下，马匹充足，对茶马互市的重视程度不如前代。

明代是我国茶马互市的鼎盛时期。与前代相比，明代茶马互市机构健全，互市形式多样。为确保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明朝在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建立了12个茶马司。同时，为了防止走私茶、马，明政府实行巡茶制度，定期派遣行人、御史等官到陕西、四川等地监督茶马贸易，巡禁私茶。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明廷将御史巡茶制度化，建立巡茶御史制度，专门由巡茶御史来综理我国西北地区茶马事务。此外，明政府通过差发马互市、招番中马互市、朝贡互市等形式，使明代的茶马互市突破传统互市格局，出现空前繁荣景象。

清初，茶马互市沿袭明制。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了5个专管茶马互市的茶马司，同时，定期派出专管该地茶法、马政的茶马御史。随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战马的需求锐减，茶马互市逐渐走向衰落。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停止茶马互市。自此以后，在西北地区施行将近千年的茶马贸易宣告终结。

茶马互市的类型

以互市主体为分类依据，我国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可分为官市、民市和私市三类。

官市是一种由官府垄断的互市行为。唐宋以来，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上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军事上巩固国防安全的需要，基本上垄断了茶马互市。官市又可分为茶马司互市、招番中马互市、差发马互市和朝贡互市。

茶马司互市始于宋神宗时期，在此类型下，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互易是在茶马司主导下完成的。需要注意的是，从宣德十年（1435年）开始，明政府将商人资本引入茶马互市，茶商成为茶马司互市的重要参与者。

招番中马互市是茶马司互市的重要补充。从本质上说，茶马司互市是一种自愿贸易行为，但仅靠自愿互市难以满足军需，因此，朱元璋开始推行“招番中马”制度，派遣守将、使者等携带敕谕前往甘青藏族聚集区，令当地少数民族缴纳马匹，同时朝廷以茶叶作为回赏。显而易见，招番中马互市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差发马互市是建立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臣属关系基础上的一种互市行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间，明政府在陕甘边地推行金牌信符制度，每三年一次，派京官选调边军，持金牌信符前往洮州、河州、西宁等地附近的藏族聚集区，比对金牌字号，征收差发马匹，同时给予茶叶以示酬劳。金牌信符制度表面是一种实物税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互市活动。

朝贡互市是一种明代特有的茶马互市类型。明朝建立后，藏族聚集区的宗教领袖、地方首领纷纷入京朝觐，表示归顺明朝，明廷则根据他们各自的实际地位和影响等给予相应的封号、印诰，同时也给予他们丰厚的物品赏赐。在贡、赐物品中，马和茶是主体，此类型也成为藏族民众获取茶叶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藏族民众不仅通过朝贡互市以马易茶，而且借此表明对明朝的隶属关系。

民市产生于明代中期，是明代茶马互市市场化的产物。明弘治三年（1490年），明政府推行“招商中茶法”，由西宁、河州、洮州三茶马司招商，从产茶地收买茶斤运赴各茶马司。茶运到之后，官收40%，交各茶马司市马，其余60%由商人与边民自由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民市”。民市的出现，标志着民间茶马互市成为一种合法贸易行为，茶马互市不再为官市所垄断。

私市是一种与官市伴生的贸易行为。因茶马互市利润丰厚，商人、边民，甚至边防将吏、文武官员等通过各种办法，将私茶运往边地易马，参与茶马走私活动。在私市上，除以茶易马外，边疆各少数民族常以各种畜产品、麝香、藏红花等土特产换取内地的布匹、烟叶、食盐等。

茶马互市的历史作用

茶马互市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以茶易马活动，它是我国古代内地与边疆地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互通有无、交换生产和生活用品的贸易活动，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茶马互市是中央王朝进行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古代，茶叶和马匹都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唐宋以来，随着茶叶和茶文化的传播，茶叶逐渐成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对历代中央王朝来说，马既是出色的农耕畜力、交通运输工具，更是重要的国防战略资源。在此背景下，茶马互市逐渐成为中央王朝进行边疆治理、巩固边防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中央王朝通过茶马互市获取战马，增强了国防力量，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提供了军事保障。另一方面，茶马互市是中央王朝加强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

茶马互市实现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生计互补。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分工与互补是茶马互市产生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茶马互市又带动了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的互动往来。在茶马互市的带动下，内地生产的茶叶、绸缎、布匹、盐、酒、铜器、铁器、瓷器、纸张、书籍等生产生活资料向西、向北流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牛、羊、皮毛、玉石、药材、黄金、佛像等也源源不断输入内地。此外，茶马互市还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交通的发展，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的开辟即是明证。如此种种，使我国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大一统经济区，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茶马互市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茶马互市不只是内地与边疆地区进行经济交往的重要载体，更是双方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桥梁。一是通过茶马互市推动了典籍文化的传播。《诗》《春秋》《礼记》《尚书》等儒家典籍及各种医学典籍伴随茶马互市传入青藏高原地区、蒙古高原地区，对当地的礼乐文化和医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医药文化也传入内地，藏医、蒙医的传入即是明证。二是文化习俗的双向传播。茶马互市兴起后，茶商将内地的信仰、文化习俗等传播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时，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信仰与文化带回内地或其他少数民族聚集区。三是饮茶文化的相互交融。在茶马互市过程中，内地茶文化传播、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生活中，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饮茶文化，如藏族酥油茶文化、蒙古族奶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