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几个重大界限

一是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叛离。马克思学说根本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标志之一，是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蓝图极少具体描绘，而把它留给历史去解决。二是前进中的失误和倒退中的祸害。马克思主义判断进步和倒退的根本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一切变革、一切政党的政策和措施，如果归根到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其中的失误就只能是前进中的失误。三是可以或正在克服的弊端和不治之症。马克思主义判断一种弊端可否由制度自身加以克服的根本标准，取决于生产关系性质基础上的国家性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不能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广阔的发展余地，之所以不具有无限的自我调整能力，就在于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设置了其不可逾越的“禁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就在于它没有这样的禁区。社会主义是否会出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新权贵阶级”？应该说，这种坏的可能性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极力防止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新权贵阶级”，既非逻辑的必然，又远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把特权和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不治之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想象。据《马克思主义研究》

谢 毅：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为了帮助广大人民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毛泽东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各党派的共同主张，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相反。“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强调，“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因为“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了。这是有利于人民民主建设、有利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概括的十月革命道路的五条基本原理，尤其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在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强调的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早期表述。它们的内容，最重要的都“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是个根本问题。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张勇 胡福明：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和国家竞争实力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中国在创造了“中国奇迹”之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改革没有到位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文化价值体系建设没有到位，从而产生了一定范围内对体制认同感的下降，也使改革缺乏可持续性动力。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体系，从而对制度选择、演进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制度的确立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价值体系。文化与制度的这种相互关系，决定了文化是制度选择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文化自信也就成为制度能否受到认可并使人们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每个民族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传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体系。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必然性，中国民主有其特色，这种特色是由中国社会长期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取向所孕育的，这种经过自觉的文化选择的制度体系往往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与契合性，因而更容易坚定人们对于这一制度的自信。文化是重要的引领和激励机制，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国的全部，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软实力建设同样是赢得现代化强国竞争的重要维度。我们要切实发挥文化对现代制度建设的推动作用，提升文化带来的创新激励对创新驱动的贡献，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最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坚强的文化支撑。

据《红旗文稿》

史 见：讲真话是一种担当

讲真话、说实话，是做人的起码要求和“底色”，也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内生力量”。对于党员干部来讲，讲真话更是一种担当。讲真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敢讲真话，首先离不开熟稔“家底”，掌握真实情况。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亟待引起重视的不良现象：市县领导不知道情况的，故意说自己知道；乡镇干部知道情况的，反而说自己不知道；村居干部有情况，却拼命地不想让上级知道。可想而知，这何以让领导掌握真实情况！因此，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时，须全方位掌握情况，精准把脉。周恩来曾经说过：“领导喜欢听真话、带头讲真话，群众才敢讲真话”。谈及讲真话，一些基层干部似乎有些忧虑：讲真话多了，矛盾和问题反映多了，领导会不会觉得能力不行、水平有限？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很多不真不实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上行下效、投其所好的结果。鼓励党员干部讲真话，还需要上级领导听得进真话、实话。正确的废话永远不会错，但是于工作并没多大用处。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人还愿意这样讲？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会出错，非常太平。由此观之，营造一个允许说错话的环境也至为重要。只要不涉及基本立场和原则性的错误，对真实的声音要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穿“小鞋”。特别是要宽容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大力支持和保护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理直气壮地为他们撑腰鼓劲。 据《新华日报》编辑：马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