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是如何被政绩工程拖垮的

宗承灏

可以说，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是在活给别人看。在隋文帝面前，杨广总是伪装成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一次外出打猎碰到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以独自穿呢？”

即位后的杨广，急于要用最短的时间来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他认为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他一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一面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下血本。

如此集中地将这些形象工程连续上马，全国老百姓在短时间内几乎都被集中到劳动工地上。从仁寿四年即位，到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22项大工程，总共动用人力三千多万人次，而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隋炀帝大兴土木和对高丽的战争，将一个澎湃的帝国生生拖入死亡的泥沼。

李密的瓦岗军在讨杨广的战斗檄文中，开列了杨广不死无以谢天下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杨广倾全国之力，耗天下之财。《隋书》中记载：“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其实隋王朝的国库并不空虚，穷得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系的还是老百姓。编辑：弓济元

一代廉吏“于青菜”

刘圣雄

清康熙二十三年，被江南人呼为“于青菜”的一代廉吏于成龙殁于两江总督（康熙六年，按行政区划分，江苏、安徽为江南省，与江西省合称“两江”。总督为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督府在江宁，现南京。）任上。临终，身边无一亲人。僚吏清点其遗物：床头，仅靴、带和绨袍一领：堂后，碎银三两，钱二千，粟米五六斗，盐豆豉数钵。灵柩归回故里，士民万人聚哭，家家绘像祭拜。

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今沁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明末贡生，清顺治末年谒选出仕，20年间从知县累升总督。无论“七品芝麻官”还是封疆大吏，也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鱼米之乡，于成龙清正廉俭，始终如一。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为广西罗城第一任清朝知县。到任，寄居关帝庙内，支床于周仓像后，垒土为案，一锅一盆。任武昌知府，其长子自晋来鄂探望家父，亦餐餐青菜豆腐，与往日无异。别去适逢厨下腌鸭一只，遂割半予以子带回。此事传开，民间便有“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子临行割半鸭”的歌谣。康熙十七年迁任福建按察使，买萝卜百斤供沿途食用。

康熙二十年，康熙帝召见、褒奖了于成龙。

不久，于成龙由直隶巡抚擢升两江总督。是年，于已逾花甲。赴任途中，不扰民，不惊动府道州县，乘驴车，住小店，风雨兼程，辗转千里，直抵江宁督府。“两江”地处长江中下流域，沃野千里，富庶丰腴，而于不改初衷，一如既往，每餐必食萝卜青菜。主仆无茶可饮，采槐叶充之，日久，衙后槐树，枝朗叶疏。逢灾年荒岁，更为俭啬，屑糠杂米为粥，以节省之粮赈济饥民。于成龙少食鱼肉，常嗜菜蔬，士民称他“于青菜”爱之怜之敬之颂之。于成龙力倡节俭，身体力行，士大夫争相效仿：食粗粝、去精细，减车轿、仆从，不着华丽服饰，婚嫁不用音乐……于任上仅三年，政风社情，焕然一新：官吏廉洁自律，勤政爱民。两江百姓乐业，人户丰瞻。

于成龙上不负庙堂，下不负黎民。自甘淡泊，黾勉从事，积劳成疾，病逝任上。康熙南巡，对其大加褒扬，并谕两江属官，尔多效前督正直洁清，乃为不负。又谕大学士等：“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编辑：弓济元

李昌一纸家书散家财

1950年下半年，湖南省永顺县土地改革如火如荼。一天，六区区委书记陈德邻接到区中队转交的一封信。信是主持华东青年工作的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团工委书记李昌写给他母亲雷田氏的家书。

土改前夕，陈德邻带领六区所辖塔卧乡7个村寨的贫农对李昌的母亲雷田氏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并开会批斗了雷田氏。此后，雷田氏写信给李昌告状。李昌就回了这封信。李昌回信的大致内容是奉劝母亲不要分散家里的财产，等农会成立后，把财产全部交给农会处理。因为这些财产是人民的血汗，理应交回人民，虽然他在政治上背叛了这个家庭，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限，但从血缘上讲，他还是雷田氏的儿子，在经济上仍然会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

李昌（1914年-2010年），土家族，生于塔卧一个富足的家庭。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李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爱国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三次参加赴南京请愿示威活动，并先后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大规模游行示威。1937年2月当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总队长。1938年起，他先后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部长，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豫鄂边区礼山县委书记，豫鄂边区党委秘书长，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李昌历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书记，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等职。1982年当选为中央纪委书记，1985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土改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重点任务，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李昌在大是大非面前有如此高的政治觉悟，确实令人肃然起敬。此信虽然是李昌写给他母亲的家书，但对土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肯定，具有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于是，陈德邻便让区政府秘书把这封信抄写到集市中心赶场大街的黑板墙上，用事实说明共产党高级干部与国民党官僚的根本区别，从而激发人民对旧社会的憎恶和对新中国的向往。永顺县委书记王彩彰到六区检查工作时看到墙上的这封信后，对此作了指示。他说，李昌的这种认识是党和国家教育的结果，应归功于党和人民。陈德邻根据王彩彰的指示对墙报作了认真的修改，其意义更加深远。公开李昌的这封信，对于六区乃至整个永顺县的土改工作促进很大，增强了当地老百姓对党的信任和参加土改工作的热情，使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60多年过去了，重温李昌一纸家书散家财这个故事，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具有现实意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李昌的一纸家书散家财的故事，与先秦时期儒家先贤“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以及清朝宰相张英“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六尺巷传说一脉相承。仁人志士的散财壮举，与我们今天个别领导干部“损公肥私”的聚财恶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来源：新华网）

编辑：弓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