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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干部超配

据报道，自去年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和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关于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通知》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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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膨胀和官吏扩张不是无缘由的，除了少数情况下肇始于一些热衷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领导干部袒护“自己人”，更多时候都是由制度因素导致的。金字塔型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大多数干部都会在某个阶段遭遇“天花板”，于是大量的副职、巡视员、调研员等公共职数，被当作福利用于安抚“天花板”干部，加剧了职数超编。由此观之，解决干部超配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于深化干部管理制度改革，从制度上杜绝违规超配的可能，从制度上开辟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更多通道。人事制度应确立“凡是没有职数的一律不得提拔调整干部”的高压线，一经触犯必当严惩。 （李达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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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腐败窝案

近日，广东纪检部门查处了72名干部涉案的乐昌市“红包”腐败窝案。原11名市委常委中，包括市委书记李维员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涉案，“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此案成为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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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查处这么多的干部，对这个县级市来说不亚于一场官场地震。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严重和长期的。一起腐败窝案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任何领导干部不是天生就是腐化堕落分子，这和他们的从政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在追究腐败分子责任的同时，也别忘了那些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人员的责任。也只有通过问责将监督前置，才能减少这种腐败窝案的发生。 （图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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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踏事故

2014年12月31日晚23时35分许，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民众拥挤踩踏事故。截至目前，官方通报已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不成想，上海外滩的跨年倒计时，竟成一些人的生命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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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绊人的桩不在高。著名的海恩法则告诉我们：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逝者已矣，但36个遇难者的家属还陷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一些伤者还要经历漫长的伤痛折磨。拿什么来祭奠死者，拿什么来抚慰生者，更长远的，必然是用鲜血打造公共安全的制度笼子，必然是用教训换来更多人的安全意识和防范事故意识，必然是用问责让相关各方多一份责任、少一分含糊的坚决落实。 （姜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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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费率下调

近日，有媒体称我国社会保险费率全球第一，缴费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连年上涨，成为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记者采访了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向，社保费率将适时适当下调，以有效平衡国家、单位和个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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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与“适当”是一种模糊的表达和承诺，不能给职工和企业明确的预期，自然不能消除疑虑。既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早已经明确提出要适当降低养老保险缴费水平，有关方面应该对此部署拿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调整政策，但从“适时适当下调”这一模糊表达来看，似乎这一改革仍然停留在构思中，可能还没有详细具体的可行方案。坦率地说，公众不希望看到模糊的承诺，而是希望看到具体可行的承诺。 （冯海宁）

编辑：刘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