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波：一些知识分子正蜕变为“功利分子”

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群体不以言利为耻、关注物质生活的改善无可厚非。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人却已然将知识甚至理想视为市场中可以兜售的商品，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以博取升官晋级发财的机会；有的借助自身的学术领导地位垄断学术资源，巧取豪夺，大获其利。这群人名义上关注的是公共事务，但落脚点无一不停留在对自身利益得失的考量上。也有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般堕入红尘，而是选择在改革的大潮前做犬儒。去批判化和去思想化，是学术犬儒主义的当下写照，正是这一特点塑造出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明知是非却不管是非，明晓利害善能趋利避害。有的“精英”信口开河，发出的一些言论不仅理论根据不足，而且缺乏基本常识。有的虽然一副为中下层民众代言的姿态，但表里不一，思想和行为已严重脱离大众；有的则公开跳出来为异化的权力和欺压劳动的资本代言和辩护。不得不引起警惕的是，一些所谓知识精英与干部队伍中脱离群众的一部分人以及部分资本的所有者，已经组成与大众相对立的精英集团。他们相互唱和，试图影响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在智库建设正如火如荼的今天，如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倾向，坚持大众主义立场，就成为一个严重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王绍光：摒弃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

政体思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认识不到政治现实的复杂性，把复杂的政治现实简约为几个标签：民主、专制，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网上最近有篇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是一党制，是政体的问题。那么变成几个党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两党制。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想搞两党制，别人也想有两个党，最后可能出现几百个党、几千个党。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几百个政党。要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按照真正的政体理论，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民主制，它们都是混合政体。这种混合政体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这样才能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中国要是用非常简单的政体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把国家带到沟里去了。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否定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政道思维的方式。应该多考虑考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会更好。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戴焰军：人情与制度，基层干部如何做好平衡

现实中，许多干部出问题就出在人情与制度方面。一是有些干部本身就把人情放在法理之上，脑子中只有人情，没有法理，办事因人而异，只要是自家人，老同学、老乡、老朋友等关系，就可以放弃原则，徇私枉法。二是有些干部具有一定的制度意识，但碍于人情，不愿意或不敢得罪人，最终放弃了原则，破坏了规矩，违反了制度。三是有些干部严格按原则办事，不徇私情，维护和执行了相关制度，却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六亲不认，成为社会关系中的孤立者。四是有些干部既能维护原则，又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来说服那些试图让他违反原则为己办事的人，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也是最难实现的结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只能靠制度。这就要求干部一要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规则意识，分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二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法规和道德底线，不为各种私情所动摇。三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掌握好人情和原则的分寸，并把这样一个道理讲清楚共产党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是不讲人情，只是不能因私情而枉公法。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闫建琪 樊宪雷：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

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三部分《我们要搞好，还是要抓党》，从党的发展战略角度出发，提出要从几个大的方面抓党的问题。他讲了七点，都很有针对性：一是要立志气，即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一个大党，志气不能“太小了”；二是要加强纪律性；三是要强调统一领导，克服小天地，不能各自为政，要全国一盘棋；四是要有全局观念，要讲大局，不能从局部出发看问题；五是要提倡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作风；六是要搞群众路线；七是要严格党的生活。这七个问题中，讲话的关键和重点落在“要搞群众路线”这一作风建设上。在讲话中，邓小平对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关系的分析更为直接。他明确表示：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热闹”的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并不适合所有的工作；不是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叫群众路线；有大量的工作更需要“踏踏实实的细致的工作”。 （闫建琪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编审，樊宪雷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编辑：马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