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多做“民事” 一项对5163人进行的题为“你身边爱讲官话的官员多吗”的调查显示，91．7％的受访者坦言，自己身边普遍存在爱讲官话的官员；69．8％的受访者表示身边这样的官员“非常多”；71．3％的人认为官话泛滥会降低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76．7％的人期待官员说话能直面问题，不同避、不闪躲；84．1％的人期待不说官话能成为官场新风气。

官话本是官员说的话，但慢慢演变，已经成了一个特定代指，指出自官员之口、由官腔官调官气凝聚起来的假话、空话、套话、废话。杂文家刘洪波说，官话是“处处用心”与“无动于衷”的结合体，是一种装饰性的语言，而不是一种真实表达的语言。群众是实在的，向来只看疗效不看广告。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官话泛滥的根源，表面上看是政治文化环境的问题，实质却是政治实践的问题。官话之所以引起群众不满，倒不在于官话本身，而是官话背后只见“官事”，少见“民事”、“人事”。

官话连篇白费舌，一事无成百不堪。台面上讲“官话”，私下里做“官事”，这种现象不仅不少，而且还在四处蔓延。“官话”绝不仅仅是官话，正确的废话背后是信仰的迷失，“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背后是价值观的错位，“假大空”的背后是虚伪、保守、专横与特权。公众期待官员说话能直面问题，潜含的意思是要真正解决问题；期待不说官话能成为官场新风气，其实质正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官员习惯于成为会议和讲话“道具”的当下，硬要避免官话，苦的是准备讲稿的秘书和下级。

所以，要打破官员说“官话”的问题，根本的还是要官员不做“官事”，而做“民事”、“人事”。但如何保证官员必须做“民事”、“人事”呢?在法治的时空里，还得靠制度，一靠行为规范制度，二靠监督制约制度，三靠问责制度。官员只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公仆反而成了真正的主人，即使有了制度，恐怕也不顶用。说“官话”的官员最在乎的是“乌纱帽”，如果群众有权决定将“乌纱帽”戴在谁的头上，官员就自然会说“民话”做“民事”了。■（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