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当天午夜，毛泽东让周恩来日内即去西安。但由于张学良态度的变化，尤其是始终不肯明确飞机降落的具体时间，致使周恩来迟至17日晚才到西安。这表明事变后的局势是多么的复杂和险恶，更表明周恩来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沉重和艰难。

西安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尚未就逮，张学良就迫不及待地于事变当日清晨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事变成功，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从电文看，毛泽东是让周恩来在13日就赶往西安抢得先机。但令人费解的是，最早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直至 17日晚才到西安。

张学良对毛泽东的要求不表态

西安事变发生后，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张学良就立刻电报邀请周恩来赴西安解决难题。但是，从12月12日的文寅电起至12月17日周恩来到西安为止，西安与保安之间来往的电报中，不仅没有一份张学良对周恩来的邀请电，而且恰恰相反，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向张学良提出赴西安的要求。

事变当天张学良从西安发往保安的文寅电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在简单叙述了有关情况后又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这是张学良的文寅电中对保安方面的询问而不是邀请。

毛泽东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立刻复电，嘱咐张学良“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需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最后又特别提出：“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毛泽东显然对张学良不太放心，因此决定让周恩来前往西安。

从文寅电的“速复”看，张学良在事变当天确实急于知道来自保安的高见，必定会像以往那样，迅速派出飞机迎接周恩来。但从13日起，张学良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13日，毛泽东周恩来没有等到答复，就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次提出：“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对于张学良的沉默，保安方面深为不安，因为红军的电台已经得悉苏联的广播，估计张学良也已经初步了解了苏联方面的不支持态度。

张学良没有理会保安方面的催促，却在13日首先邀请了冯玉祥：务期迅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同一天，当端纳致电张学良要求来西安时，张学良立刻复电发出了邀请：“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此一视，甚佳。”

周恩来准备骑马上西安

14日，张学良终于回电保安，此电最后一句是：红军恩来到延安时即派飞机前来。此份电报一改以往兄或同志等亲密称呼，代之以保持距离的官方字眼红军恩来，在张学良以往发给保安的电报中恐怕它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张学良14日的电报竟然没有像以往那样约定飞机接人的具体时间，这就给周恩来增添了不少麻烦。

15日，毛泽东立刻电告张学良：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照理，对这种电报应该回电确认，但张学良又是一声不吭。

16日，当周恩来到达肤施时，不仅没有见到理应等候的飞机，连肤施县城的大门也没有打开。周恩来见无人接应，更无飞机，为了争取时间，不得不一面向毛泽东告急，一面准备于17日骑马上西安。

17日凌晨1点，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学良终于回电保安：“电均奉悉，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这份电报反映了张学良当时极其复杂的心情，他又恢复了以往的恩来兄称呼。这表明木已成舟的张学良经过再三考虑，对苏联的态度还抱有一丝希望，因此最后没有拒绝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

但令人奇怪的是，张学良在电报中依然没有明确告诉毛泽东是否派出飞机，以及飞机降落肤施的具体时间。这种奇特做法一再出现，绝不是张学良无意中的疏忽，很可能反映了张学良当时非常复杂的心态：飞机我已经派出去了，能不能接到周恩来就看天意了。

17日清晨，周恩来一行按照预定计划策马蓝家坪向西翻山，沿着崎岖的山路，绕过肤施城，到达杜甫川时已近中年。正准备继续沿着公路向甘泉行进时，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周恩来一把勒住马的缰绳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赶快折头返回肤施。”

张学良态度微妙变化的原因

由于苏联政府不仅没有像张学良所预期或所获承诺那样的支持，反而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公开的谴责，迫使张学良不得不重新考虑事变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但是，张学良对保安紧急时诛之为上的建议还是认真考虑的。周恩来到西安的当晚与张学良会谈后，在致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中，就非常含蓄地说：“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12月18日，周恩来又致电毛泽东并中央：宜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彼衷心甚虑因此内战绵延，有碍抗战。周恩来的这两份电报非常重要，起码反映了两个问题：周恩来及时报告了张学良的基本态度，让毛泽东放心；张学良已经从突然的变故与失望中冷静下来，开始面对现实并及时调整了心态与策略。

张学良为何突然消极对待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究其原因：莫斯科舆论的公开指责，共产国际指示的变卦，共产党不得已的退避和国内民众的一致反对，都是张学良原先没有估计到的，其苦闷冤屈，甚至一种被欺骗的感受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于这种被欺骗的感受，有历史当事人作了更直白的回忆：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对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换句话说，张学良在准备事变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正确认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