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监督部门的调查、研究、报告，是公文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体，以事为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古就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立的文风。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文化相当凋零的时候，研究《红楼梦》最无风险，也成为了当时的“显学”，为了更加深入研究，中华书局专门出版了一部很生僻的书……《李煦奏摺》。这是作为对红楼梦研究的资料书，为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以及曹雪芹的家世、创作思想，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此书印数还特别多，影响很大。李煦是《红楼梦》中“北静王”的原型，李煦的父辈系内务府的包衣，即皇室奴仆。内务府包衣的身份虽然很低，但因在内府当差，接近皇室，其中极少数人也就可能因各种原因为皇帝或其家属所赏识，派任要职，委以重任，受到特殊的宠信，成为统治集团里炙手可热的人物。李煦早年历官内阁中书、韶州知府、宁波知府、畅春园总管。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出任苏州织造，并先后八次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并一直升到了大理寺卿这样的位置。

李煦刚开始品级虽然不高(郎中是五品官、员外郎是从五品官)，明文所规定的职权也有限，但系钦差官员，专摺奏事，故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他是在康熙年间的江南三织造，实际上是康熙派驻在江南的耳目，担负着直接为皇帝听差的特殊使命。李煦没有辜负康熙的期待，在苏州织造任内，处处秉承康熙的意旨，监视官场，密报民情，千方百计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同时又利用职权多方钻营，连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

从《李煦奏摺》看出，李煦的文才一般，文风比较平实，对所见所闻密报得很翔实，也为康熙体察民情、了解基层提供了一个视角，其文风的朴实详尽，也值得当代在写作调查报告等文体所借鉴。康熙曾在李煦的一个奏摺上批语：“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摺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

当代，整体文风存在一些问题，如弄虚造假、炒作起哄、空洞冗长等。监察监督部门的文体，尚实在，忌浮华，言之有物，条理清晰，就事论事，讲究原则，不讲空话、套话，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提出具体的问题和措施。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可以说，一切不良文风都是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都是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背离的。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一项重要任务。”这些话振聋发聩，令人激动。

古人的文风尚且讲究平实，对于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文风而言，不管文章或长或短，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这是落实党中央践行“实干兴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我们必须重视文风，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听群众的声音，加强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规范写作行为。在文风建设上注重实效，注重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服务，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适应时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