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危害有大有小。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在革命历程中随时勇于修正错误，并且敢于坚持真理，表现出正确的“错误观”……

翟秋白：以生命正视自己错误

瞿秋白主张过不合实际的“一次革命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惨烈氛围中，简单把中国革命等同于“十月革命”式的“围城”，从而导致革命的损失。但此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管当时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和对待，仍然忠诚于革命事业，并对新的“左”倾错误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且将之与自己的错误相联系，着重从思想上予以重视，这就是他曾说过的：“‘立三路线’不过是我‘六大’以前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立三路线’也可以叫‘秋白路线’。”最后，他因为被又一次的党内“左”倾错误所排斥，未能随队参加长征，进而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李立三：坚持“实事求是”到底

李立三较之瞿秋白有更多和更大的深刻教训和反省。他的“左”倾错误是急躁的“盲动主义”，但纵观其一生，可谓功大于过，尤其是他勇于解剖自己错误的态度，堪称后人的典范。

李立三被免职之后被派往苏联受审和学习。在苏联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遭受到各种批斗和打击，他对自己的错误也负疚不已，难得的是他坚持党性。1946年，李立三回到国内，并按组织的要求化名工作，当时有些单位请他去讲党史，他坦诚地讲述“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期间，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回答说：“我就是李立三呀。”一时全场肃然，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新中国成立在即，李立三被安排领导工会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在他主持下，《“全总”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等一一出台。他还形成了自己的工人运动思想理论，从实事求是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公营企业仍存在公私矛盾，这是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而工会在兼顾公私的同时，更要侧重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他还明确区分了党、政、工的关系，提出“把工会办成真正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思想。然而，他的这种正确意见和主张却受到了批判，最后竟被免职，“文革”中更因此遭受到迫害而殉难。

张闻天：敢于修正错误的典范

张闻天曾被称为是党内“左”倾领导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

“让贤”后的张闻天并没有退隐，由于自己曾经有过“左”倾错误，他有着敏感的觉察，并且意识到其严重性。虽然自己已经不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内，但他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出发，敢于坚持真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张闻天发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并且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未能产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反而使张闻天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文革”的“流放”途中，张闻天又写下了著名的“肇庆文稿”，仍是以批判“左”倾错误为核心，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张闻天的经历，典型反映了党内那些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领导人的风范。

李维汉：勇揭“左”倾错误的起源

李维汉年轻时曾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晚年李维汉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起源，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唯我独左”、放任群众的心态，以至于在农村暴动中实施所谓“杀尽土豪劣绅”的“烧杀政策”和将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视为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纠结心态。

晚年李维汉还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当时胡乔木曾做说明，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与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李维汉这么说，自己也这么做，当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风，曾经错误批判了王实味。到了晚年，在他的坚持下，终于为王实味实现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