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晚清名臣，在他从政生涯中，其清廉自守、独善其身的品格是后人可鉴的，有人评价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纵观曾国藩为官，穷是其一大特色，十年北漂，年年借贷度日，哭穷始终是其家书一大主题；30多岁荣登高位后，连回湖南老家的路费都筹不起；入阁拜相、位极人臣后，还是买不起房，依旧穷苦潦倒。穷官曾国藩，可谓晚清官场一大异类，也成官场的一大“笑柄”，然而曾国藩却有着自己的“穷官”哲学。

以穷立志。在涟滨书院就读时，受山长刘元堂的影响，曾国藩痛下决心，把“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修身养性之本，并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曾国藩将“君子固穷”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他在家书中写道：“淡者，崇德之基也。勤者，建业之本也。古珲无富贵之圣贤，无宴逸之豪杰。”他认为“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他曾为自己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意思是说只要人的信念还像春天一样朝气蓬勃，保持这种旺盛的生机，我们在道义和灵魂上已经足够充裕了，物质上的贫困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又说：“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依曾国藩的“穷官”哲学看来，受不受得穷，与一个人的品格以及人生成就都有着巨大的关系，固穷是一个人立志的重要内容。

以穷养廉。生活上的曾国藩不事奢靡，生活简朴，住不尚奢，衣不尚新，食不尚精，“人宜减者决减之，钱宜省者决省之”可谓官场苦行僧。他每餐只吃一个蔬菜，决不多设，人称“一品宰相”。他衣服上常有补钉，三十而立之年缝制了一件青缎马褂，穿了三十年，还如新衣一样。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他的弟弟建了一栋新屋，他听到后大不高兴，写信责问弟弟。他一生与官场世俗文法做斗争，不收红包，不喝花酒，偶尔收取下属礼物必须以等值礼品回赠，出行不要求下属迎来送往、供应食宿。他以廉著称于世，被后世誉为道德修养的楷模。死后三年，儿子曾纪鸿生病到了无钱医治的地步，连与其有瑜亮情结的左宗棠也不禁称赞“足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也”。一般人以为曾国藩在晚清政坛十年九升迁，30多岁跃居高位，且屹立三朝不倒，要学应该学他那个左右逢源的做官技巧。但曾国藩自己认为，他做官的根本以及做官最大的技巧就一个字，穷。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升授翰林院侍讲、詹事府行走，升官当天他在《过隙影》中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官以不爱钱为本，只要坚守一个廉字，就算做事偶尔有失公允，天也能谅。”曾国藩的“穷官”哲学源于强烈的慎终意识，他在家书中写道：“有福不可尽享，非望之福，祸必继之”，“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正是这种“穷官”哲学，使得曾国藩虽然在仕途上挫折不断，但最终能安全身退，成就一生之名。

以穷治家。曾国藩也在给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书中告诫他们说：“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凡家道持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他以做官发财留子孙为极可耻之事，他认为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终生未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事。曾国藩注重子女教育，其家书中几乎一半都有他以勤俭入手教育子女懂得如何生活的信件，他认为子女“艰苦则筋骨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在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他不允许子女骑马坐轿，穿华丽的衣服，以防助长子女骄惰之气。正是这种“穷”教育使得曾氏一族五代代代出杰出人才，成为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