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普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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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后没有几年,就不知被哪位伯乐相中,一纸调令把我从三尺讲台推到党政机关,由“孩子王”变成“父母官”。开始是在远离家乡数十公里外的一个乡任文教助理,后来一步一个台阶地从镇纪委书记到副镇长,再到人大主席,在官场上一“混”就是20年。

当官跟当老百姓就是不一样,走在大街上,迎面而来的是灿烂的笑脸和恭敬的手势。朝那一站,立马有人让坐、递烟、敬茶。出远门有小车接送,办私事不用自己跑腿,一个电话、一张纸条就能遂心如愿。但我却不习惯如此殊荣和待遇,我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拿粉笔头的教书先生,是个普通劳动者。去县城开会,不用公家派车,自己夹着公文包去挤公交车。去十几公里外的村组检查工作,快到中午了,谢绝村组干部们的盛情挽留,固执地骑着自行车赶回机关食堂就餐。有时在半路上看到农民兄弟在劳作,情不自禁地挽起裤脚走进田中帮他们干一会。分管文教那几年,还经常到学校亲自上示范课给青年教师观摩。我这样做,不是故作姿态,不是沽名钓誉,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收买人心。我是实实在在地认为,当官不能当一辈子,如果当官时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远离人民群众,有朝一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人走茶凉,门庭冷落,那种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呀!还是奉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吧,做人民的公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低调处理,不肆张扬。一旦真的不做官了,就能平稳过渡,以良好的心态恢复普通劳动者恬淡的生活。

这一天终于来了。县乡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我年龄到了位,被划入分流内退之列。那天县委领导找我谈话,我异乎寻常地平静,谈话从开始到结束只有5分钟,此间还寒喧了3分针,实质性谈话只有两分钟,不等领导开口,我就抢先表了态:“服从组织安排,愉快离岗回家”。从县委领导办公室出来,我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回家第二天,邻县一所函授中专的校长就找上门来,高薪聘用我为他们学校的语文教师,每星期3节课。要知道我当官前可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语文教师呢。重操旧业,回归故我,一种自身价值的自豪感在勃发。当官20年,还没有把自己的老本行荒废掉,这得益于我平常时时温故而知新,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仍钟情于自己的专业,案头一直放着不断更新的中学语文教材。人生真是一个大圆圈呀,20年后,又拿起粉笔,走向讲台,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跟孩子们在一起,精神状态有了调整,忘却了内退带来的心理震荡,把短暂的寂寞和冷落从心中驱赶出去,些许躁动和不安的心又平静下来了。面对几十个如饥似渴汲取知识的孩子,我找到了内退后新的生活归宿。凭着我这个教书匠的老底子,在课堂上依然那么得心应手,还比年轻时多了几分凝重和浑厚,引经据典,挥洒自如,把20年做官经历的人间沧桑有机地穿插其中,课堂知识的容量更大了,时常是吸引着学生们伸长脖子听,如痴如醉。

我是农民的孩子,学生时代放假时,经常到生产队里做“大寨工”,耕田、插秧、扬场,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特别是插秧,我可是队里的一把能手呢!低头弯腰,两个膀子悬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左手拿着一束秧苗,右手快速地栽插,如蜻蜓点水,如飞梭织布,溅起一层层水花,汗珠和水花融为一体,边栽边退,一行行秧苗转瞬间从手中铺到了水田上,远远望去就像在编织一块绿色的地毯。秧苗在风中摇曳,我的心在歌唱。离岗回家后,有了闲空,到了农忙时节,我就主动到亲友家去帮工,农村和田野是我生命的起源,是我扎根的大地,这是我挥之不去的农民情结。

我是中文专业出身,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从未间断过。离岗回家后,在南京工作的女儿买了一台电脑孝敬我,兴之所至,涉笔成趣,一行行文字在稿纸上轻快流淌,在电脑屏幕上欢快地延伸。而欣赏自己见诸报刊的稿子,更是一种精神享受。每有新作发表,收到散发油墨芬芳的样报样刊,反复端详,悉心玩味,爱不释手,好似产妇注视着呱呱坠地、降临人世的婴儿,发出欣慰的微笑,是自信,更是自勉,自我陶醉,飘飘欲仙。

我写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耕耘;我劳作,心中的喜悦和坦然更是时常写在脸上;我自豪,我就是我,一个生长在苏北农村的男人,一个极为普通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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