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人治和腐治，是我对不同“治理方式”的概括。

　　《瞭望东方周刊》在2008年开年不久送给读者一篇《临汾之殇》，原报道1万多字。临汾，这个煤矿丰富之地，旷难也不断，与矿难伴随的是领导腐败不断。去年，宣传部长王月喜落马，涉案金额逾300万元；接着副市长苗元礼被“双规”，坊间传言他与他的多名情妇收受贿赂7000万之巨，50多个煤老板被纪委传唤。

　　坊间流传一个细节是，苗元礼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放一叠报纸，找他办事的人看报纸有多厚，就要放多厚的钱。苗的受贿路径早已不是秘密。重权在握的他，不仅掌握着一个煤矿的生杀大权，而且大笔一挥，就可以让煤老板少交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

　　到这里为止，故事还是“寻常”的，无非是钱权交易的腐败。问题是，与“反腐败”能够深入一样，腐败也是会“深入”下去的；腐败“深入”之后，会成为什么情形?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已经表现出来了。那就是腐败与管治的结合，变成了“腐治”——即腐败治理，已经腐败腐化的官员，将腐败化作治理的行为。

　　法治是世界通用的价值体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的；人治是专制体制的价值体系，也已被实践证明是非公平、低效率的。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而腐治通常是人治长期积累的后果。人治是“治者”个人可以获取寻租机会、谋取个人最大利益；而腐治则是腐败中人把腐败与治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施于整个管治过程之中；腐治是腐败对执政的侵蚀，是用腐败进行行政管治，是腐败对政务的具体渗透。

　　在临汾的土门镇，曾发生一起十分可笑之事：当地村民致富的捷径，就是用机动三轮车运输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当地媒体报道后，交警查扣了部分三轮车，而村民也组织起来，对过往运煤的黑车进行拦扣，他们心里清楚，这些黑车的幕后主人就是交警队的人。果不其然，交警最后放了村民们的三轮车，双方从此互不干涉——相互容忍“黑煤”。黑煤，黑砖窑。窑奴，大矿难，官煤勾结，权钱联姻……这些元素并列在一起，就构成了腐治形态中的“临汾面孔”。难怪临汾一度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临汾的煤矿问题，“和它的天空一样，沉疴已久，积重难返”。

　　腐治中的腐败，已不仅仅是个人贪腐的一个结果，而是腐败已经反作用于执政系统。这种反作用力是潜移默化形成的，顽固而强大。它的到来不知不觉，它的渗透无声无形，这需要我们的高度警惕。此前，腐治的行业性反映已经时有表现，最典型的是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一案。不仅郑筱萸的左膀右臂将贪腐融入药品监督管理之中，而且他一家三口还将药品监管弄成了“家庭作坊”。

　　权力与利益的基本趋势是：所有的权力都要固化已有的权力，所有的利益都要固化已有的利益。在“腐治”的环境里，腐治者一直以为他代表的是组织，他总是以为，自己即使是大吃大喝，那也是在为人民辛苦工作。在腐治环境下，“官本位”将逐步让位于“腐本位”。对“官本位”的趋之若鹜，其本质就是对“腐本位”的趋之若鹜。

　　但是，谁都知道，权力与金钱大跳“贴面舞”，须有“黑灯瞎火”的环境，如果在大太阳底下跳起“贴面舞”，恐怕是被称为疯子的。在临汾，每个煤老板背后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官员，而“摆平”这些官员就是靠钱。有位煤老板为了显示他的能量，带着记者来到某政府小区，然后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位官员，让他马上下楼来见他，一股命令的口吻。当时已经晚上11点多，这位官员身着睡衣来到楼下，煤老板又告诉他，没事了，你可以上楼了，这位官员听罢，又屁颠颠地离开了……这是多么真切、多么悲哀的情形!

　　百姓坏坏一个，吏治坏坏一片。要想走出“资源诅咒”，必先走出“腐治诅咒”。腐治如何终结，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摈弃腐治，摆脱人治，走向法治，是我们的必由之路。终结腐治光凭“治腐”是不够的。因为仅仅拿“治腐”来治理“腐治”，已经不是拿长矛向风车开战了，而是拿着长矛向群山开战。 (摘自《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