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说：“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烦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辛向阳举例说，北京郊区某县改为区时，需要更换公章上百万个；一枚公章的成本低则几十元，高则过百元，总支出就要以千万元计。”类似巨额的隐形成本人们常常视而不见。一些地方官员更热衷于做‘大文章’，做‘形象工程’，从而加大了这类行政管理中的隐形成本。”政府履行监管职能的成本有多大？辛向阳以税收监管为例作了一个比较：200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是1.5万亿元，完成这项工作的税务系统人员多达100万人；美国的税收远高于中国，而税收人员仅有10万人。杜刚建、辛向阳一致认为，目前，中国政府降低行政成本的突破口应该是减少行政审批——这是有效途径，又具有可操作性。（据《财经时报》）

官员“下海”考验体制改革

　　当前，关于官员“下海”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引起人们的纷纷猜测。我们不得不反思依然任重道远的体制改革。首先，能否建立一套更为合理的官员退出机制？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官员辞职的规定往往流于形式。因此，能否在首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官员总辞制度。譬如，在每一届政府任期届满时，如果政府首长更换，那么，政府内部的官员可以递交总辞呈，然后由下一任的官员根据斋要挑选自己的副手，让政府官员的辞职行为经常化，制度化。如果人大的监督能够经常化，社会舆论监督能够正常化，政府官员辞职不但不会影响到政府的日常运作，反而会不断地为政府机关补充新鲜的血液。其次，能否适当改革现行的“议行合一”体制，减少人大代表中的政府官员比例？政府官员在人大代表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使权力机关难以对政府宫员实施有效的监督，政府官员的腐败往往会形成窝案、串案。一人出事，往往会使当地许多官员选择离开官场。最后，能否实行科学的薪酬制度，留住政府官员中的优秀人才？目前的政府官员薪酬制度存在着“合法却不合理，合理却不合法”的怪现象。政府官员的月工资不高，但实际消费水平却很高，结果是引发大量的腐败行为。所以，应该将政府官员所有实际消费统一量化处理，然后以职务津贴的方式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官员的实际薪酬水平。（据《经济日报》）

 教育系统腐败案呈上升趋势

　　招生分配、信息化建设、出租学校场地、文凭办证、采购设备教材、教育基建工程等，已成为教育系统易生腐败的六大环节。教育系统的腐败案正呈上升趋势。据广州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去年10月，广州市两级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省、市、区三级教育系统工作者职务犯罪案件68件68人。去年1至10月，广州市检察机关受理教育系统职务犯罪102件116人。是什么让教育腐败有了可以滋生的土壤？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职务犯罪预防处的负责人分析了其中“道道”：广东省每年都有50多万名初中毕业生进不了高中，“花钱买学上”成了一些家长无奈的选择，而个别掌握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权的人就可以谋求不法利益。（据《深圳法制报》）

 审计查出违规资金671亿移送犯罪案件线索1867件

　　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指出，去年全国审计机关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加大对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案件的查处力度。审计处理后，已上缴财政148.2亿元，减少财政拨款和补贴10.1亿元，归还原渠道资金90.7亿元，向纪检司法机关移送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线索1867件。李金华说，各级审计机关在搞好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经济责任审计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试点。去年，全国共对3.6万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违规资金671亿元，建议给予党政纪处分317人，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查处749人，现已受到降职职处分267人。国家电力公司国资流失严重李金华指出，根据中组部委托，去年审计署组织16个省、18个特派办和有关社会审计人员2000多人，对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审计发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损益不实，潜亏数额较大；管理不严，国有资产流失较为严重；主业与三产产权不清，存在收益向三产企业流失等问题。同时，审计还发现了一批重大案件，目前上报国务院的案件已有13件，涉案金额10亿多元。工商银行信贷资金损失严重李金华说，2003年全国统一组织对工商银行总行及21个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系统进行了审计，特别是在对工商银行审计发现了三大问题：一是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伪造虚假资料，骗取住房和汽车等个人消费贷款，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还贷能力，向银行申请巨额市政建设贷款；二是票据市场管理混乱，一些企业通过开具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大量套取信贷资金；三是不法分子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利用关联企业骗贷，造成信贷资金损失严重。今年审计要关注两方面重点李金华表示，今年审计部门将关注两个方面重点：一是继续强化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审计，着力揭露严重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案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积极探索效益审计，注意揭露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严重损失浪费等问题，促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据新华社）

“百官共廉”体现制度善意

　　据报道，20多年来，苏州市（地）委书记中，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受过处分；近10年，苏州市历任市委书记、市长及下属各县级市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前后近百人，任职期间无一受过党纪、国法处分。为什么会出现“百官共廉”现象，原因是苏州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干部，用及时打招呼、发诫免书等事前预防措施来防止干部走上歧路，同时建立制度来规范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这才是反腐败工作的根本所在。当我们习惯于用“打击效果”来衡量反腐败成绩时，有没有考虑消耗的社会成本是否过高？腐败现象既然在任何领域滋生，就说明它不是一种偶发现象，不应仅止于追究人的道德失范而忽视制度和机制的建设。“百官共廉”体现出制度应有的善意。一个好的制度就应该保护人的权益，限制人内心隐藏的恶；着眼于人的复杂性本质，体现出人性而非神性。（据《中国青年报》）

“述廉不廉”当止

　　据报载，宁波市实施领导干部“述廉制度”三年以来，该市每年都有几名在述廉评议中表现“非常好”的干部被查办。看来，对这种“述廉不廉”的现象，要提高警惕。而如何防范述廉制度的虚设、“述廉”变味呢？笔者认为要注意几个方面：述什么？即述廉的内容和范围，要有明确而严格的界定。必须是重要的、关键性的，与官员行使的职权相关的，而不是拿无关痛痒的东西来糊弄公众。如何述？就是要求述廉制度要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程序，不能乱来一通，或草草了事。向谁述？应该扩大述廉的对象和监督主体，以利于对述廉官员的公众监督。此外，还要有具体部门对述廉官员进行事前、事中乃至事后的真实性评估考核，而不能任由官员一“述”了事。总之，要进一步完善述廉制度，在其各个环节的设置上力求周密、细化、合理，确保“述廉”不至于沦为官员欺上瞒下的“作秀”。（据《南方都市报》）

韩国逮捕六名国会议员

　　韩国检察官说，曾在韩国总统卢武铉的竞选活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一名官员和其他5名重要政治家日前在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中被逮捕。这6名入狱者中，最有名的是郑大哲，他曾在2002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担任卢武铉竞选团队的负责人。郑大哲还曾在前执政党民主党内担任要职。他被指控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收受了包括大宇建设公司在内的3家公司的7.5亿美元。郑大哲去年加入开放国民党，当时，坚定支持卢武铉的一批人与由前任总统金大中控制的民主党决裂，以建立一个旨在消除政治腐败的新政党。其他5人包括来自反对党大国家党的3名议员以及来自民主党的另外两名议员。大国家党的秘书长金荣A被控在选举前参与了大国家党的非法集资活动，该党从4家大企业——三星、LG、现代汽车和SK——筹集了462亿韩元。他还被指控收受了亚洲航空公司的10.7亿韩元的贿赂，而且没有开具任何收据。其他4名议员也被指控收取贿赂、筹集非法竞选资金或挪用公款。检察官还要求对包括崔A雄在内的另外两名大国家党议员发布逮捕令，崔A雄曾担任总统候选人李会昌的首席财政官。筹资丑闻暴露了韩国根深蒂固的政治腐败问题，也玷污了卢武铉的这届总统任期，当初他就是以建立清廉政府的政治纲领当选总统的。（据《参考消息》）

中国反腐三大变化

　　十六大以来因腐败问题被判刑或受到党纪处分的省部级高官至少已有8人。长期致力于制度反腐研究的学者李永忠认为：这说明十六大后，我们党反腐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了。党的十六大就反腐问题有许多新的提法，反映出我们党反腐思路的新变化。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央的提法都是要“反对腐败”，而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加上“防止”一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变化，即把反腐重点转到了“打”与“防”并重。二、十六大以前，我们把反腐败界定为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而十六大则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从“政治斗争”到“政治任务”表明反腐败的涵义更加宽泛，提的层次也更高，上升到了党建的高度。三、十六大以前，我们在谈党的建设时通常是指“三大建设”，即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十六大以后，我们把“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加了进去，成为“五大建设”。由此，反对和防止腐败必须立足于“制度反腐”。（据《清风》）

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又现新手段

　　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发现，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出现了两种新手法：贪污旧钞和虚假核呆。农行某县一储蓄所职员钟某和胡某，自2001年起，分别利用当班时经手捆扎破损旧钞之机，在每扎旧钞中少则抽取100元，多则抽取1000至2000元予以侵吞，作案时间长达两年之久。直到去年，县支行将累积到一定数量的旧钞运往造币厂销毁时，造币厂在严格的清点程序中发现该行解交的旧钞有缺张情况，才将钟、胡二人查获，此时二人已累计贪污旧钞8万余元。某银行彭州支行行长黄道斌和副行长杨文萍为了充实“小金库”，在1998年，他们把多家不符合核呆条件的企业列入核呆名单。黄、杨二人授意多名职员伪造了各级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共计30余份；同时伪造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这些“核呆”企业的“注销证明”文件，之后，他们将这些假材料上报上级部门进行核呆，共虚假“核销”6家企业呆坏账。随后，该支行不通知被核呆的企业，让被核呆的企业继续还钱，他们以这种手段共给国家造成财产损失1900余万元。（据《清风》）

俄全球通缉尤科斯案嫌犯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对10名遭到逃税和其他罪名起诉的嫌犯发出了国际通缉令。这些人都与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生产商——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官司有牵连。第一副总检察长尤里•比留科夫说，这10个人当中有7人以开公司作掩护，“假装从事石油销售，从而达到逃税目的”。他说，10人中包括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大股东列昂尼德•叶夫兹林、弗拉基米尔•杜博夫和米哈伊尔•布鲁德诺。（据《参考消息》）

美国公务员：退休经商有法可循

　　美国公务员从政府部门退下来之后，许多都下海经商，许多大公司也都乐意雇佣退休的公务员。公司老板认为，从政府部门退下来的“老干部”情况熟悉，经验丰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来他们从过政，有商人所没有的经历和素质；二来他们熟悉主管行业的情况，且有站得高看得远的优势；三来由于角度不同，他们可能会在工作中发现行业存在的问题和商人没有发现的商机。为防止一些人在离任前为自己准备“后路”，或下海后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门的老工作关系为公司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美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比如，法律规定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离任后一年内不得游说自己的同事；对政府下海人员比较集中的公关游说公司和大公司公关部，法律规定它们必须向司法部注册，并将客户、游说目的以及收支情况向政府备案；公司和个人必须自律，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据《看世界》）

温州“腐败楼”有43人涉嫌违纪违法

　　被称为浙江温州“腐败楼”的中银大厦由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投资建造。经群众举报，有关部门发现这座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22层大厦因偷工减料造成严重的质量问题，质监部门经多次检测，鉴定为不合格。浙江省中行纪委、温州市纪委、温州市公安局等方面立即组成专案组，经查证，终于揭开了这幢“腐败楼”的黑幕，一批贪官相继落马。据知情人透露，专案组在温州驻扎达9个月之久，最终查出温州金融系统最大的腐败案，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共有43人涉嫌违法违纪，移送司法机关19人。（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