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健行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也指出，由于在体制转换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制约，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存在易发多发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下，党员干部自律之德、行事之德便异常显著地凸现出来。此时，惟有执守道德的人才不会误入腐败的泥潭。

　　“德”在现实社会中，可以具体地表述为“三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就近年来我国反腐实践经验看，众多腐败案件的发生都与当事人放松自身“德”的要求，特别是放松“三德”修养 有很大关系。基于此，本刊编辑部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８日组织举办了一场“‘三德’建设与反腐败”主题研讨会，同时正式拉开了同一主题理论探讨的帷幕。

　　参加研讨会的人士有来自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省社科院、陕师大、政法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大家分别围绕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重大意义，“德”与“三德”的科学内涵及内部关系，如何调控落实“德治”与“三德”教育成果，以及宗教与道德教化等问题展开了严谨科学、深入细致的研讨。许多发言精辟独到，使与会者深受启发。

　　归拢而言，大家认为德治与法治互补的治国方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三德”教育对防止腐败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有形的、强制的、外加的法律与纪律无法影响、不能制约的，道德可以影响到、制约住；体制机制上的、政治运作上的力量无法撼动的，精神道德上的力量却可以擎起；治理腐败，仅靠事后强行制裁、大力清剿乃至事先的警示、告诫都只能使行为人被动地受规范，难以作用于行为人的心灵和情感。而道德却能使承载道德的人自觉自愿地事先主动预防违反国家和公众利益的事情发生。法律、纪律往往起到事后惩罚的效用，而道德如芝兰之香，引导人庄重自尊、洁身自好、从善如流。清除腐败，治标尚需治本，治本不如治先。道德往往可以预先起作用，而且因为它作用于人的内在灵魂，所以一旦起作用，常常是深入的、持久的。

　　每个人做事，都有最低的底线和最高的追寻。法律即“底线”，道德即“追寻”，治理国家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仅有保底的法律，那这个社会必然缺乏精神内涵和文化素养；一个社会，仅有道德的追寻，这个社会就如雕梁画栋的空中楼阁，虽可闪亮一时，却有坍塌之虞。另外，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看，只重经济建设而不重整个民族的道德建构，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经济上的巨人、物质上的富翁，道德上的侏儒、精神上的乞丐。

　　在研讨会首先发言的是西北政法学院刘进田教授。他说，“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相辅相成的治国思想兼提并重反映了我党治国方略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其中加强“以德治国”的思想体现了党对道德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充分重视。首先就人们的社会生活看，市场经济社会比自然经济社会更需要道德。其次就人们的经济生活看，人们在相互交易中要相互尊重和信任。不相互欺骗就需要如诚信、平等诸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再次就政治生活而言，要克服腐败现象，改善干群关系，就要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最后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道德和科学并重才是全面的精神文明。

　　值得提醒的是在理解“以德治国”思想时应注意防止以下偏失。一是防止用道德代替利益。不能用道德来否定个人对其正当利益的追求。新道德的低度要求应是尊重个人利益，反对损害他人利益。二是防止用道德代替法律。法律在调整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仍处于更为基本的地位。我们应重视建设和完善法律起作用的体制条件和内部机制。三是要防止政治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政治化。政治和道德是性质不同运作原则各异的两个领域。政治主体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是利害原则，因而应主要通过科学完备的制度建设来解决诸如官员腐败这样的政治问题。道德在实际的解决政治问题中只具有次级地位。四是要防止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道德主要针对人的心灵，法律则对治人的行为，内外有别，不可混同。

　　怎样落实和做到“以德治国”的方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我觉得应注意研究和思考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意寻找和培育合格的道德倡导和推动主体。二是要重视决定道德水平的经济基础问题。首先是要普遍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现在特别是要注意经济生活中的分配正义问题。分配正义问题对人们的道德观念有较为直接的决定作用。三是要研究政治对道德的不同影响。民主清明的政治会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感和意识起到巨大的提升作用。四是要重视影响道德水平的法治条件和环境。法律所维护的是人们最起码的或低度的合理关系。只有最起码的社会关系合理了，人们才会产生作为高级层次的道德意识。五是重视社区文化或公共空间的建设，使人们除了有纵向的社会关系外能有更多的横向的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六是要正视和研究道德和宗教的关系，发掘宗教对道德建设的积极作用。

　　省委党校任崇堂教授发言强调指出，以德治国的重心在于从道德教育入手加强对各级党员干部的素质教育。

　　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忍成就以德治国问题与对策这一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要以德治国的方略，并指出，“法治”是政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德治”是思想建设，是精神文明。这一思想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江泽民同志这一方略的提出，是一个解决腐败问题与社会责任淡化问题的治本措施。

　　腐败问题、责任淡化问题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特别是道德淡漠造成的社会现象。虽然其解决最终要靠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也要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在法律上定性多，定量少。表现在法治中立法落后于实践，操作缺陷多，人为因素大。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腐败与道德淡漠交互影响，使责任淡化从领导层和群众两个方面进一步放大了。出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消极现象。

　　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把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思想落到实处，迫切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全党加强“三个代表”的教育，特别是要在如何更好的实现“三个代表”上下功夫。切实树立宗旨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解决好干部的选拔任用、“裙带现象”和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发挥党的道德榜样力量，重塑党的形象。解决好“德治”的领导基础。二是选好道德教育的切入点。认真研究宗教问题，吸收借鉴宗教中成功的道德教育方法、教育形式等经验，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入手，提高群众道德教育的兴趣、热情和欲望，用豪情、真情、热情、人情感动人、教育人、引导人，真正使无产阶级的先进道德入脑、入耳、入心。变你要我讲道德为我要讲道德。解决好“德治”的群众基础。三是按照惩恶除奸、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搞好法制建设，提高法律的预防性和可操作性。切实解决法律的苍白无力与马后炮现象。解决好“德治”的法律保障。四是完善社会的惩腐机制。进一步按照垂直管理的原则改革纪委的管理体制，借鉴西方成功的反腐败经验，组建群众性的廉政公署，完善反腐败的惩戒追究制度，提高腐败成本。解决好“德治”的领导保障。五是解决好以德治国的环境问题。道德是一种对人的行为的软规范。道德作用的发挥有一个社会环境、心理环境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依法治国，加大反腐力度，从立法、奖惩制度、社会保障、舆论引导等方面树立全社会道德建设的良好氛围。解决好“德治”的社会保障。

　　省社科院研究员王玉在发言中指出，德法是互补的。真正要规范人的行为，除了法律之外，还需道德。法律的维护、运转、执行都要靠道德来作基础；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就惩治腐败而言，也是从源头上清理腐败的一个治本之策。真正有道德的人，不会做出违反“三德”、违反良心、违反法律的事，也就不会腐败。如果仅靠法律，贪污多少元以上——杀，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腐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监督机制弱化。中国宗族亲情太重，几千年根深蒂固，泛化为友情、交情、面子等，监督时坚持原则好像就不近人情、不通人性。“以德治国”要注意解决这些问题。

　　陕西师大政经学院教授李健强调了要重视“三德”教育的基础性工作这一问题。他说，现在谈“三德”教育与反腐败这个话题于现实很有意义，但首要的工作是要重建“三德”中德的内涵。家庭美德的德是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孝节义、夫妇有别，还是其他?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指的又是什么?有什么内涵?核心是什么?最基础的工作首先要廓清“三德”中德的内涵，否则我们谈了很多，有些群众还是用传统道德来理解“三德”，那我们的“三德”教育肯定失败。比如公务员道德，很遗憾它的具体内涵和有效的落实方法一下很难说清楚。既然是“三德”建设，那么怎样建设?尤其是家庭美德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不一样，通过什么样的调节机制来有效地落实“三德”教育的成果也十分重要。

　　省委党校教授王诚安接着发言道，以德治国首先要“以德治官”。前面几位大都讲了如何惩治腐败的问题，我觉得道德可以防止腐败。我们共产党的优势不在于多抓几个人，多杀几个腐败分子。共产党的优势在于使干部少犯错误。在此问题上，道德教育包括“三德”教育恰能起到这一作用。“以德治官”是我党的政治优势。“以德治官”的要害在于“以德治权”。权力关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干部行使权力时究竟想使谁受益——人民还是自己?这个问题很重要。

　　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张应超着重从宗教角度谈了“德治”、“三德”问题。现在有些年轻人没有道德约束感，干坏事去局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一辈人认为不敢干坏事，干坏事老天要惩罚你，年轻人认为那是迷信。这些值得人们思考。他指明，宗教——当然不是邪教——在道德教育方面的某些合理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