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每每凌晨，我的思绪就忙碌得很，空调的嗡嗡声里，我总想起我的父亲。此刻，他应该早起了，洒扫庭院，喂鸡喂猪，多年不变。待我们晨起，院子里有笤帚的划痕；猪圈里一群猪饱食之后满足地哼哼；鸡呢，已经跳上树叉栖息。屋檐下的小桌上，有清粥，有韭菜面饼，有父亲搁下的碗筷。父亲呢，已到他的庄稼地里守望。这是儿时的夏日清晨，处处有父亲的味道。就是这样的记忆，常常引我在炎炎夏日回故乡，回到没有空调的老屋，在父亲身旁小住几日，闻闻他身上的汗水、烟叶和泥土混合的味道。
父亲出生于1949年重阳节。出生于这一年的人多少应该有些骄傲，共和国的同龄人啊，今年是建国60周年，一些媒体策划了精彩纷呈的纪念活动：组织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过红色父亲节；寻找共和国的同龄人，为父亲们免费体检等等。我那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压根就无暇感慨。从1949到2009，人生一甲子，农民父亲的经历和共和国的命运血脉相连。
爷爷是个文“秀才”，识得几个字，也只在过年写对联时派上用场，那枝笔犁不开地耕不了田，当父亲会写名字，会记工分，会结结巴巴念家谱后，他就决定不读书了，他得养活一家人。那一年父亲11岁。里下河地区是水汪子，多的是无边无际的芦苇。他和庄上的劳力合撑一只装满芦苇的船，四人一条船，两人一班次，日夜不停去金湖横济换豆饼，到兴化西门换氨肥。叔伯大爷们看他脑子活，手脚勤，不偷懒，都愿意和他搭帮。11岁的他就开始拿大男将的工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爷爷因为饥饿更加仙风道骨，父亲无师自通地做好张长鱼的丫子，黄昏时候去沟渠边下丫子，天麻麻亮去收，别人没有他的别别窍多，收获自然丰足，鱼当饭度了一家人的命。
1971年，村里要派人去海南学习杂交稻种植技术，父亲是当然的人选，老少爷们信他。村支书最后让自家郎不郎秀不秀的侄子去了。那意味颇似推荐上大学。从饥饿中走出来的国家，各项机制还不完善，偏僻的乡村，就是村支书的天下。父亲和村支书的侄子至此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如今人家是乡镇农机推广站站长，全额事业编，高级农艺师，一月三千多元。老而无忧。父亲还是农民，生老病死都是自己的事。
1973年，父亲用棉大衣裹回了我母亲，那时恋爱自由的风已经吹到乡下，父亲出不起彩礼，母亲也不要，至此他们开始风雨同舟。第二年有了我，又过了三年有了我弟弟。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从未红过脸吵过嘴，那时候我们家养老母猪补贴家用，每逢猪出栏，我们家喜气盈门。猪要去兴化猪市卖，猪市旁边就是百货市场，那一条街简直就是我们孩子眼里的天堂。父亲自然会为我们买吃的，父亲更不会忘记为母亲买花衣服，从的确良到化纤再到纺绸，父亲跟着时尚走，眼光还不错。惹得庄上的小媳妇大姑娘都很羡慕母亲。父亲母亲和美的婚姻深深的影响我，我的生活里没有离婚的朋友。
我和弟弟年级越升越高，父亲靠几亩地拨拉的钱就不够花了。父亲要我们别愁，他有力气。那些年，他承包过土窑，人工掼坯烧砖头，不仅自己家盖了新房，还卖烧好的砖头。我记得烈日下脱坯的父亲，飞扬的灰土，沉重的砖模，裸着上身黑炭一样的父亲，汗像蚯蚓。后来国家保护土地资源，关了许多小土窑，父亲的也在其中。为了继续供读，父亲捡了好多别人抛荒不种的地，这些地的主人跟着南下的淘金大军，成了民工的一员。靠纯人工作业，最多的时候，父亲管理过近20亩稻田。那几年粮价低，农资高，种田算上力气，绝对是赔钱的买卖。可父亲不把自己的力气算钱，他还是和年轻时一样雄，觉得力气嘛，睡一觉又有了。
1993年，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户口随之转成了城市居民。这件事对父亲触动很大。他想尽千方百计要把唯一的儿子也变成城市居民。1994年县城开始卖户口，缴纳一定数额的钱就可以办一个农转非。那一阵户口风刮得猛，邻近县市都有这种做法。极少数的人通过这样的农转非在升学就业上享受到一定的好处，绝大多数买来的户口成了一张废纸，连自己立身的口粮田也一并失去。我的父亲与我母亲悄悄商量后，花了一万五千元为我弟弟买了个城市户口。这个户口除了将弟弟名下的一亩三分地划走，其他没有任何改变。一分钱都张汗毛孔，1994年的一万五千元，父亲的汗聚起来要有多少！好在后来弟弟通过自己的打拼，在城里站住了脚，再后来随着国家户籍改革，我的弟弟终于成了真正的大城市人。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种田有补贴，粮食有保护价，那些被抛弃的土地纷纷被各自主人领回。父亲手上又剩原来的三亩地。对于他这样一个种田的老把式，三亩地玩一样就种好了，哪里过瘾。父亲不肯歇在家里无事做，他就跟家门口的瓦匠工头走，拌沙浆，拎灰筒，上预制板……只要是花力气的，什么活都干。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们劝父亲歇息歇息，年岁不饶人，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苦了。父亲常常朗声一笑，“没事，当锻炼身体呢。”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我们一个个刚刚成家，小船不压载，他自己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无论如何他要为他们养老送终，不要小辈花一分钱的。爷爷奶奶走得风光，庄上的老年人夸得不行，父亲觉得尽到了为人子的责任。
如今，我和弟弟都已为人父母，日子一天天过，都不相信一眨眼父亲已经是六十岁的人。鬓发白了，腰有些塌了，烟抽得也狠了，中指上那块儿时记忆的黄斑已经变黑。父亲的烟都是低档焦油型的，我们给他带去的好烟他都是留给串门的乡亲抽，用他的话说“人家抽了传四方”。他是给我们要面子呢。当意识到父亲老了的时候，每一次的电话都不忘嘱咐：“天热了，别出去做工。”知道说了无用；不说，心会更痛。六十岁的父亲还在烈日下奔波，原因是弟弟不久前在苏州买了房，他要帮衬还贷。苏州的房价对我的老父亲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他却不怕，要帮他儿子啃掉那块大骨头。
前几天结束一个会议后下楼，我遇上几个往楼上会议室搬椅子的民工。那椅子看着就霸气威严，实木骨架，真皮垫子，大而沉，端不起，提不动，民工用头顶，看不见他们的脸，只看到小心翼翼挪动的步子，听见哼唷哼唷的吃劲声。走在最后面的那位民工，许是太单薄了吧，和我会面时，步子竟一踉跄，我慌忙闪到门外让道。他们都是谁的父亲？我好似看见我的父亲了。行走在六月的阳光里，我的心里有化不掉的冰。
老了的父亲思想不老。他知道金融危机，因为广播里说这场危机对苏州影响不小。他知道房地产泡沫，因为他的儿女买房换房，被地产商剥皮剔骨他心疼。他借家电下乡国家有补贴买了手机，只为我们找他方便。农民父亲就这样和城市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年，我的笔触关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关注农村合作医疗，关注国家土地改革大政方针，关注系列惠农政策，甚至关注粮价，关注天气……这一切是工作，深层次的原因，我是农民的女儿，对农民有天然的亲近，只要有可能，我愿意代言。
与共和国同年的父亲，就像歌里唱的“酸甜苦辣的酒不知道饮了多少杯”，艰辛的生活铸就了他的乐观、坚强、宽容，他像一头勤勉的牛奉献家庭和社会，每一个脚窝里都有自己的汗水。生活里有许多碌碌无为的人、铺张浪费的人、投机取巧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我的农民父亲至少算一个有益的人，他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家人，养育子女，家庭幸福，邻里和睦，不给子女、他人、社会添一分累。活得硬气、光荣。我从不避讳自己是农民的女儿。有这样的父亲，我很自豪。共和国的大厦也正是有无数这样的父亲，根基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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