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顾 伦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请问，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唯心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什么关系？

解读：李海青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持续困扰、反复发作的顽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背景下指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而要有效破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我们可以着重从唯心主义这一根源对之进行分析。因为，只有首先找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产生根源，如此方能对症下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是单就世界本源问题而言的。在世界本源问题上，唯物主义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而唯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之树上开出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把认识过程的某些环节或阶段绝对化，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唯心主义并不一定不具有人文关怀，也不一定否认辩证法，所以不能从这两个维度去追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原因。唯心主义之所以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还是出在其对物质和意识关系的错误定位上。

（一）

唯心主义既然在世界本源问题上否认物质第一性，主张意识第一性，反映在认识论上，必然体现为否定能动的革命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过分夸大主观意志与主观认识的作用。这种对主观意志和主观认识的夸大体现在政策制定上，必然导致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因而带有很大盲目性。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而不管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以僵化、固化、机械化的主观认识作为出发点。毛泽东所批判的这种情况应该说到现在也还是存在的：某些领导机关或部门对于实际缺乏深入了解与透彻把握，在信息资料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进行决策，甚至在办公室足不出户就想当然地制定政策。这种政策制定的主观主义本身就是官僚主义。而当这种官僚主义制定的政策执行时，由于脱离地方与基层实际，根本无法有效落地，地方与基层迫于压力也只能以形式主义的做法予以应付。当前广泛流行的所谓“下面的形式主义是上面的官僚主义逼出来的”“形式主义就是对付官僚主义最有效的方法”等各种说法正是对此的生动写照。就此而言，要有效破除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切实解决政策制定时的主观主义。

政策制定上的主观主义如何切实解决呢？那就必须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深入理解并切实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有过非常精辟的阐发，在《实践论》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也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而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就转化为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领导方法。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政策制定时要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有的部门和地方制定政策措施时，调研肤浅、表面化，不够深入具体，或者根据传闻来判断，这样制定的举措是建立在沙丘上的，是没有根基的。必须做好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调研、经常调研，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全面了解情况，深入研究问题，把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要实事求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特别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在调查研究中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一得自矜、以偏概全，草率地下结论、做判断。”

当然，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各方面的相关信息，除了领导干部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外，自下而上各方面民主机制的健全完善也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社会大众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这就要求我们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更为充分地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二）

唯心主义既然在世界本源问题上否认物质第一性，主张意识第一性，反映在历史观上，必然突出神、理念实体的意志或意识，将之视为世界与历史的决定因素，认识不到物质生产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到从事社会实践的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这种认识的局限体现在实际生活中，就表现为有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认识的模糊、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排斥、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的漠视。国家治理中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都是针对领导干部而言，而领导干部群体中之所以存在这一问题，人民群众在监督制约方面主体作用发挥不太充分是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一直为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这种主体地位更应得到充分体现与保障，领导干部更应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当年在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中，毛泽东关于民主的强调所表达的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如果大众的民主参与富有成效，监督制约机制健全完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抑制，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当然，对于领导干部群体的监督制约有多种途径，比如我们当前就比较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制约，但人民作为主体的监督制约具有其他途径无法代替的功能。就自上而下的监督制约而言，往往面临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级部门是政策制定者，但其制定的政策却需要下级来执行，这种制定者与执行者的不同本身就包含着信息不对称与策略性行为的可能。治理的层级越多，这种信息传递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就越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然，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打通上下之间信息的阻滞，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科技并不是万能的，下级毕竟直接处在设计执行与政策落实的具体情境中，所能掌握的信息细节超过上级的设计者与决策者，而且其在选取哪些技术留存的信息传递给上级时也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可以依托于任何载体，现代信息技术也不例外。这种执行中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表现形式颇为多样，比如空泛表态、敷衍塞责、浮于表面、弄虚作假、哗众取宠、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等。

那么，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如何才能有效解决决策执行中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呢？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更为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对于中央与上级政策，广大民众现在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可以迅速了解；对于自己所在地方或部门对于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对于自身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与实现，民众能够掌握最及时、最真实的信息，感受最强烈，也最有发言权。民众对包括官员监督、考核等方面的参与，使得领导干部直面群众的诉求与压力，可以切实消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的发生。基于此，必须进一步健全民众参与的制度机制，拓宽民众参与的渠道，提高民众监督制约的效果，推动民众监督与其他各种监督形式形成更为有效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