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出自《资治通鉴·梁纪》，意思是，坐下来谈论道理时显得很高明，但真正去实践时却出现诸多缺陷和漏洞。此语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重要性，提醒人们要力戒空谈，注重实践，做到知行合一。

坐谈之害，轻则误己，重则误国。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以王弼、何晏等人为代表的名士们崇尚无关国计民生的清谈，被人指为“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自幼熟读兵书，“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却因无实战经验而致长平之战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三国蜀汉马谡自恃才气过人，好论军计，却常常“言过其实”，而无实际办事能力，在伐魏过程中被魏将张郃击败，痛失街亭。前人的教训告诫我们，任何时候，说得再好，如果不付诸实践，不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终将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戒空谈、重实践，要脚踏实地，躬行践履，做到知行合一。明代著名理学家娄谅年少时就有志于圣人之学，曾求师于四方，听说崇仁学派创始人吴与弼在临川，于是前往请教学问之道。鉴于娄谅好高骛远、不屑于世务，一日，吴与弼在耕地，召娄谅前去，对他说：“学者须亲细务。”吴与弼实际上是想借此告诉娄谅，为学不能脱离实践而谈空说道，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在具体实事中去获取、去验证。

躬身实践，关键还需采取接地气、管用的方式方法。先贤都特别注重将实地调查作为推进实践的主要路径。西汉召信臣常常“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渠，修建水闸堤堰，被民称为“召父”；北宋王安石初到鄞县，就用十多天的时间，东到穿山，西至桃源，跑遍鄞县境内的“东西十有四乡”，调查摸底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劝督乡民疏浚川渠……唯有扑下身子，亲履其境，方能察民之实情，解民之所忧。

实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质和优良作风。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将理论与实践统一，不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创造性的实践推动宏伟目标实现。回看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以农村为中心”等思想，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开辟出中国革命新道路。一言以蔽之，百余年党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实践史。

为政贵在行。党员干部要摒弃空谈蹈虚的作风，坚持求真务实、知行合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断在实践中破解难题、锤炼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