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的治国理论中，“政通人和”是理想的政治理念之一。许多政治家十分重视求“通”，并赋予其丰富的内涵。尤其是有关“通下情”的论述，如今读来仍不无教益。
    清人袁守定说：“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有《居官警语》云：“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此所谓“上下之交”而不“隔阂”，核心是个“通”字，揭示了“政通人和”的关键所在。
   为政之要在于“通下情”。清人金庸斋《居官必览》云：“为政，通下情为急”，“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执政者倘下情不“通”，就不能及时察觉、了解、掌握、处理和化解基层的矛盾，甚至会使矛盾积聚和发展，形成社会危机。这个观点把“通下情”提到维护政局稳定的高度，强调执政者务必“通下情”，防患于未然。
    求“通下情”，切戒被“蒙蔽”。清朝的直隶总督李绂说：“居官大戒，第一蒙蔽。盖上下内外，非蒙蔽无以行其奸欺也。蒙蔽之在内者，有官亲家人；蒙蔽之在外者，有猾书蠹役。内外勾连，鬻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与，而坐听声名之败裂，其亦危险矣哉！”这种“上下蒙蔽，只图苟免，全无后虑”的官场陋习，对政权的稳定极为有害，必须打破这种官场“蒙蔽”，让宵小之徒无所行其奸。亦诚如陈弘谋在《学仕遗规》中所说：“欲兴治道，必振纪纲，必明赏罚，必辨是非，必决壅蔽，必惩欺罔，必通言路。所言虽未必可尽听，而人人皆得尽言，庶奸贪之辈，虑人指摘，不敢肆行无忌。”此所谓“广开言路”，根治“蒙蔽”，求“通下情”，很值得执政者借鉴。
    在求“通下情”方面，古有“以民为本”的施政追求。有《居官必揽》云：“民之所乐，我则遂之；民之所苦，我则除之。”《图民录》一书更是主张：“官必好恶同民”，“当官无他术，祗务合人情，事之顺民情者可行，咈民情者不可行也。”“凡地方行一事，博採與论，與论可则可行，與论不可则不可行。若咈众独断，叫民必违犯，而事终柅矣。”这些论述强调执政者要体察民情，按照百姓需求进行政务决策，才能惠及民生。历史表明，只有体察老百姓的苦乐好恶、是非利害，才有可能施惠民之政，行益民之举，得到百姓拥护。
    求“通下情”，对老百姓的话能不能听进去，关键在于是否“虚心”。古时的政治家认为，“官府政事繁多，下情阻隔，全在虚心体察。倘任其聪明，恃其刚介，挟其意气，种种皆能枉人”；“是以居大位而不虚心，则事坏；从政不虚心，则政坏；为学不虚心，则学坏。何也？意气太盛，虽有嘉言在耳，简册在前，不复潜心研究，惟凭私智臆见，谓操纵一切而无难，于是疏略偏蔽，百病交集，害有不可胜言者”。由此可见，若自视地位高于人，才识高于人，习惯于自以为是，就很难低首下心，勤学好问。此乃为政之大忌。换言之，为政者切不可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应当虚心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求教。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力求“周知民隐”，体察民情，为民谋利。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在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等优良作风。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借鉴古人“政通则治”的论述，走出高楼深院，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群众求教，力求“民隐上通”，政通人和，更好地执政为民。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