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荒唐的反腐建议，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一次次试错后，一次次绝望后，纳税人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对付公车私用、公款吃喝、行贿受贿等老大难的腐败问题了，实在是对监管失去信心，对既有的监控手段失去信任，对“理性、建设性”已经失语，万般无奈中只有想到了GPS、放射性同位素等技术手段，甚至无奈地想到了称体重这种笨拙的办法。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竟然有人就“验贪官的方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验证方法极其雷人，有网友在某论坛上贴出了这份从中国专利数据库检索系统中搜到的发明申请——— 用放射性“同位素”助反贪：可在钱物上加入名为镭或钴的放射性同位素，然后将带有该种放射性同位素的钱物交与被检测人。若其收受了这些钱物，反贪部门用相应的探测仪既可马上发现其钱物藏匿的地方。(2月11日《信息时报》)

　　如果不是从专利数据库检索系统中搜到这个申请，肯定会以为这是网民的恶搞。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建议，无论从成本、技术、安全、可操作性和效果来说，都难以实施。即使技术和成本上可行，也不能成为贪官受贿的证据，真正的大贪早告别了传统“当面送钱”的方式，行贿支付实现了电子化，一系列交易都在银行账户间完成，根本见不到实物，试问放射性同位素去跟踪什么？

　　基于此，我以为这位叫王俊峰的专利申请者，并非真想就此申请专利跟踪贪官，而是想借这种行为艺术般的建议对现有的反腐现状表达一种批判：反腐反了这么多年，出台了这么多制度都难以遏制腐败，大贪小贪仍是此起彼伏，毫无技术含量、相似的贪腐案前“腐”后继，难道非要给每一分钱安上可跟踪的放射性同位素，才能够对官员受贿行为进行监控？以放射性同位素跟踪钱物，这代表着一种公众对“紧盯死防”最直观、最原始、最朴素的想象。他们把“同位素紧盯”当作最严厉的监控方式，反腐制度的无效让公众近乎绝望，于是想到了“同位素紧盯”。

　　其实不仅普遍公民有这种朴素而幼稚的想法，许多见多识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有类似的建议。今年广州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建议“以GPS防范公车私用腐败”，GPS与放射性同位素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进行定位、跟踪与监测，监控逻辑也是一样的，随时对公车的位置进行监测从而判断是否公车私用。前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缪寿良在制定《从政道德法》的提案中建议“以控制体重防止公务员大吃大喝”——— 他建议以定期称体重的方法，来判断公务员有没有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还有人建议用摄像机监控官员上班，用卫星监控违章建筑，逻辑都是一致的。

　　这些荒唐的反腐建议，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一次次试错后，一次次绝望后，纳税人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对付公车私用、公款吃喝、行贿受贿等老大难的腐败问题，实在对监管失去信心，对既有的监控手段失去信任，对“理性、建设性”已经失语，万般无奈中只有想到了GPS、放射性同位素等技术手段，甚至无奈地想到了称体重这种笨拙的办法。不是真想有人接受建议，不是真指望专利能申请成功，而是借此表达一种对腐败绝望、无奈、焦虑、愤怒的情绪，用荒诞的建议解构有关部门故作严肃的反腐姿态，以游戏的姿态对抗反腐者的无力。

　　放射性同位素反腐，这个建议真的很可笑吗？是很可笑，公众有理由笑，这是一种对反腐无力的恶搞。

文章来源：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