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被指控受贿1670万余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日前在法院受审。有消息称，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刘军为求立功检举了周良洛。

　　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行贿人“检举”受贿人，受贿人“检举”行贿人的情形极其罕有。究其原因，就是行贿罪与受贿罪定罪量刑的不平等。

　　在我国刑法中，行贿罪较受贿罪门槛更高，只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构成行贿罪，而受贿罪则无此规定。在刑事责任方面，行贿罪较受贿罪量刑要轻，行贿罪的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且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而受贿罪的最高刑为死刑。这样一来，行贿人为谋求减轻或免于处罚，会检举揭发受贿人；而受贿者不能从检举行贿人中获益，很少检举行贿人。

　　从国际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实践来看，对行贿罪与受贿罪一视同仁是较为普遍的做法。我国刑法对行贿的宽容，忽视了行贿行为对贿赂犯罪的动因作用和本源性。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立法使得贿赂双方都处于“囚徒困境”，即对行贿受贿实行同罪同罚，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只要是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都可以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其结果必然是，不但受贿人因担心行贿人的检举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会因担心受贿人的检举而不敢行贿，双方还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相互不信任、相互检举的局面。由于受贿者也能从检举中获得利益，贿赂犯罪必然将有所减少，从而有利于实现对贿赂犯罪的预防。

　　

文章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