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某市将政绩成本过高纳入领导干部“问责”的项目之一。这种做法，值得称道。

　　 领导干部为一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百姓生活富裕，多出政绩，多做贡献，是履行职责的题中应有之义。政绩也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政绩创造者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下。可是，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在如何创造政绩的认识方面发生了偏差。一种情况是弄虚作假，大搞“形象工程”，“创造”没有实际意义的虚假政绩，糊弄群众，欺骗组织，企图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另一种情况是不计成本，不顾经济承受力搞高投入，不惜牺牲环境，靠“吃子孙饭”来“创造”政绩，成为“负政绩”，群众并不能从中得到实惠。

　　显然，这与我们多年来沿袭下来的干部评价标准有关系，即在干部政绩考核中，没有成本意识和成本指标，对干部政绩的评价一般不计行政活动的成本，主要是看行政活动的结果和效果。至于这些结果和效果的形成有多大投入，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是多少，则注意不够。

　　以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效果，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评价各项工作的一个科学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绩是领导干部行政行为形成的公共产品。

　　既然是“产品”，就应有一个成本和产出比例的问题。成本过高的产出是低效的，成本与产出相等或低于产出是无效的。我们评价一名领导干部的政绩，既要看政绩量的高低和大小，又要看为此付出的投入和代价。如上述某市那样，在官员政绩考核评价标准中，加入“政绩成本分析”，对成本过高的政绩进行“问责”。这就给干部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创造政绩要有成本意识。成本过高，或成本高于政绩，不但不受欢迎，还要受到责任追究。此举的导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文章来源： （中国廉政报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