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没有编制法作保障，说不定哪天认为哪个工作重要，又冒出一个什么局来

　　“五岁娃娃为什么能当公务员？一个县为什么胆敢配17个副县长？”两会期间，浙江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的一番发言令听者侧目。今年66岁的刘锡荣长期从事纪检工作，1997年9月当选为中纪委委员，2000年1月任中纪委副书记。“我谈的这些粗浅的看法，仅供你们参考。”3月15日，刘锡荣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党纪政纪要和国法结合

　　《瞭望东方周刊》：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工作报告中指出，5年来，最高检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这组数字尤其是省部级以上35人给人很深的印象，你怎么看待这些数字？刘锡荣：这些只是受到法律处罚的，或者说进了班房的。如果加上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党内处分像严重警告这些百姓不知道，有的受了处分的车照坐，官照当，还有打击报复的。但是一经法律处理，一经审判，甚至处以极刑，影响立刻就大了。这就是法律的威慑力。违反党纪的不一定违法，但是违法的一定是违反党纪的。因此，光有党纪政纪不行，党纪政纪要和国法结合。官员不仅要受党纪和政纪约束，还要受法律约束。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到法律对反腐的重要性，那你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刘锡荣：法律带有一种根本的权威性。这次两会我有很具体的建议，建议人大制定五部法律---国民收入分配法、财政预算法、惩处集体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行政机关编制法。为什么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法？我们现在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五万亿，蛋糕很大，根据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发展得好、发展得快，能不能做到，就看这个蛋糕怎么分。我觉得科学发展不能停留在口头上，需要把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落实到位。你看世界上，不管是北欧还是古巴，各自有一套保障民生的办法，古巴很穷但古巴人上学不要钱。只有把国民收入分配好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是纳税人，是国家税收的创造者，每个纳税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来过问财政的分配状况。

　　第二个是财政预算法。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钱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就是列入了，有的也不严格执行。你看现在每个市、县、一些大的企业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所谓“跑部钱进”。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部委自由裁量、自由分配各种财力的权力太大了，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 多少。对地方来说“不跑白不跑”，穷省希望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要跑，富的省份给国家上交了几百亿上千亿，不要点回去也感到不平衡。于是大家都在跑。我们现在动不动公款请客，甚至公费请亲戚朋友吃饭。这看来是个小事，实际上是个大事。你看国外，招待费用有一定的预算，比如一年给你一万美元的招待费，吃完了你再请客就要自己掏钱。这样就不可能太浪费。因此需要预算法，把总盘子封好，封好之后具体到每笔钱怎么用，要透明化。这样一来，也没必要跑了，因为跑了也没用，也不可能多给你。没有预算法只能加剧腐败。

　　打破小金库

　　《瞭望东方周刊》：惩处集体贪污法又做何解？

　　刘锡荣：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财政困难，国家拿不出太多钱，买车子、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等等都缺钱。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确立了财政分灶吃饭的办法。这种体制有好处，能调动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但也容易滋生腐败现象。我们现在“小金库”现象突出。各个单位千方百计增加小金库，小金库越大，单位的日子就越好过，领导的选票也就越高。不搞创收的领导，下属房子分得小，条件差，福利低，他的选票也低。这个小金库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服务。为了这个小金库，国务院要求放权，地方不放。他们把审批权变成备案权，把国税变地税，把税变为非税，把预算内变预算外，把国家利益变成小集团利益。总之，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一挖国家的，二拿老百姓的。小金库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我们国家没有设立惩处集体贪污法有关，出了问题，集体挑担子。这个纽带不打破不行。我们现在搞公务员工资改革，限高、拖低、对津补贴进行规定。但现在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正悄悄地在回潮，因为小金库在，不分白不分。

　　《瞭望东方周刊》：你呼吁的第四项法律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舆论已经热议多年，你有何新见？

　　刘锡荣：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判刑5年。一些腐败官员就钻法律的空子，死不开口，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比如一个官员贪污了2000万，如果说了，他可能获极刑，但要是不说，最多获刑5年。而在一些国家，公务员如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旦发现，视同贪污受贿惩处。如果能彻底落实财产申报，上任的时候就要申报，当时是多少，离任的时候是多少，清清楚楚，官员就不敢大肆贪污。当然作为配套，对资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也要相应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最后一项是行政机关编制法，为什么要立这个法？

　　刘锡荣：解放前一个县机关100多名干部算是大县了，现在四五百名干部的县很多。当了领导就配秘书、小车，哪怕小小的“县太爷”也不得了，换房子，换办公室。还出现过一个县长配17个副县长的情况，封官许愿，增加人民的负担。国外一个局长想多进一个人，除非把自己的工资给他，因为他们有编制法牢牢控制着。我们现在来一个人，先用小金库的钱养起来，等编制一松动就挤进公务员队伍。西部某省一位官员在担任人事厅长时，把15个亲戚 “农转非”安排到机关当公务员。上行下效，这位官员老家的一些官员也纷纷安插自家亲戚当公务员，最小的居然才5岁。所以，必须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一旦确定职数，一个都不能超。有人说，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与世界相比并不算大，但数量无限增加，百姓必然不堪负担。历史上，哪个朝廷如果官员队伍膨胀得太厉害，就有垮台的危险。

　　总之，不能因人设事。我在会上也说，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没有编制法做保障，说不定哪天认为哪个工作重要，又冒出一个什么局来。现在拍脑袋设机构、定编制、定职数，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严重，最后都是人民埋单。

　　下放权力是根本

　　《瞭望东方周刊》：听你的这些阐述，总的印象似乎反腐败根本的不在纪检部门，而在纪检部门之外？

　　刘锡荣：我认为腐败既有个人的问题，也有制度上的问题，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是第一位的。制度是存在，人最终是存在决定意识。教育也需要，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作为配套，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些建议有一条主线，就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

　　刘锡荣：中央三令五申不能搞三乱，但是有的地方仍然暗中搞指标。所有的腐败根源都是权钱交易，有权力寻租空间，就有暗箱操作。所以，权力的下放是根本的措施。要消灭腐败，一要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二要靠市场机制。由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不是权力。

　　

　　

文章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