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卓绝的时刻。在革命圣地延安诞生了一座闻名遐迩的医院，毛泽东同志亲自命名为“延安中央医院”。傅连暲、何穆、魏一斋先后任院长。医院创办初期，有病床三十张，到1943年病床增加到一百七十张。医院先后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结核科、小儿科、传染科、药剂室、检验室、X光室、手术室和护理部等科室，是当时延安科室基本配套、设备较为齐全的医疗中心之一。据统计，医院从创办至1945年底，共收治病员12677人。林伯渠、关向应、张浩、杨松等同志先后在此住院治疗。

我于1941年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我的父亲金茂岳是1939年9月从安塞黄瓜塔边区医院奉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医院筹建妇产科的。父亲扎实的基础知识、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精湛的手术功底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树立了威信。后来我见到的徐月照曾经说：

在延安中央医院，金主任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尤其是妇科手术、难产，无论白天黑夜，他是随叫随到，为了能尽快地赶到产房，他在自己住所到上一层的妇产科的山坡上修了一条小路；二是教学，他肩负着本院年轻医生和护训班的教学、医大的教学和女大的教学任务；三是保健工作，我印象中，他负责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经常是一来电话马上就出诊。

1940年延安各界庆祝三八妇女节，父亲被评选为先进妇女工作者，召开大会进行表扬，还发给一张写着“保护妇女利益”的奖状。有人记得，三八妇女节受表彰的都是女同志，只有他一个男同志坐在台上面。

1943年傅连暲在中央医院四周年的总结报告中说：

妇产科在1940-1941年间收治565个产妇，死亡2人，死亡率0.36%，而在1942-1943年两年中出院的893个产妇中，没有一个死亡。我们晓得中国一般产妇死亡率是每千人死亡15人，在过去北平协和医院住院产妇死亡率，据1937年的统计，却在3%以上。但在我们经济及技术比较落后的边区，虽经种种封锁，两年中，近1000个产妇中却没有一个死亡，这是我们边区政府对孕产妇的各种保健设施的成绩。

中央医院的医疗水平在当时国内也是比较先进的，真正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医院的模范。

一切为了伤病员

1938年的春天，白求恩同志带着医疗队来到了延安。当时医疗队只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理查德·布朗医生和琼·尤恩护士。但是，他们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

有一件让父亲记忆深刻的事，我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一书中也看到有记载：萧劲光司令员的孩子因扁桃腺肥大引起了关节炎。父亲曾说：

当时在延安抗菌药物奇缺，我对这一病例诊断后，认为做手术摘除扁桃腺才能控制关节炎的发展。但是，我不是耳鼻喉科大夫，医院里没有做扁桃腺手术需用的器械，也不会这项手术的操作。我和傅连暲院长商量，决定委托白求恩大夫给做手术，心想他的医疗队里可能有这种器械，约他明天10点钟来做扁桃腺摘除手术。白求恩大夫进行手术操作时，我和傅连暲同志也在场观摩。孩子躺在手术床上，护士把消毒锅端来，拿出器械。什么器械呢？一个弯盘里放着一个开口器、一把刀子、两把小镊子，还放了两块纱布、两个棉花球。白求恩大夫让护士小姐给病人全身麻醉，病人懵过去了。我们一看这么干，都出了一身冷汗，我在一旁很担心，傅连暲同志也很着急，不由自主地抓住我的手说：“金大夫，这没有器械，没有局部麻醉剂，这怎么行呢！首长和他爱人还在门口等着呢。”首长把女儿托给傅院长，怎么让人不着急呢。只见白大夫迅速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头把扁桃腺抠出来了，也就两三分钟吧，手术就做完了，孩子醒过来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结果我们的担心是多余了。

我对白求恩大夫说：“白大夫，我还以为你要带上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

他说：“我是外科大夫，也可以搞耳鼻喉科。”

他又指着头和手说：“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和这个就行了。有了这个（指头）去想一想，去解决问题嘛！有了这个（指手），还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吗？我现在指甲剪掉了，不剪的话，连刀子都不用，就是一个黏膜嘛，一划就破，黏膜下面埋着扁桃腺，手指把它取出来，再用手一压，不出血就完了。”

白求恩大夫还告诉我说：“我当外科大夫，不是光会开刀，还是一个五匠，会理发、会做木匠活、会缝纫，还是个泥瓦匠，这些都要会，才是一个好大夫。一个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给病人解决问题，你就会费尽脑子去想办法。”

受了白求恩同志的启发，我的工作大胆了，我按着白求恩的办法学会了做扁桃腺摘除术，不但给不少病人实施了手术，还设计了摘除扁桃腺的小勺，在新市场铁匠铺打制而成。

护理部总护士长郁彬也曾经说：用这个铁制的扁桃腺小勺先给我们医务人员做手术，试用后经过修改再给病人用，我的扁桃腺也是这么做的。“一切为了伤病员”成为我们后来创建延安中央医院的指导思想。

在延安的秘密党员

父亲曾经回忆说：

1942年的3月28日，我接到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的一个电话，说请我去一趟。我以为陈云同志生病了，就背了药箱骑着马到了陈云同志那里。给陈云同志做了检查以后对他说：“陈云同志，你没有什么病。”陈云同志笑着说：“我请你来不是看病的，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陈云同志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他听了群众的反映，找我来谈我的组织问题。其实，在这之前自己也有过想法，因为我担任医务处的副主任，那个时候病人去住院都要带着组织介绍信，党员要带着组织关系交到医院。我只接收病人带来的单位介绍信，而组织关系的介绍信我不收，就对病人说：“这个我不能收，你要交到中央医院的党支部去。”我就听见病人说：“这个主任还不是党员呢。”可是我认为党员、党组织是很神圣、很高尚的组织，我好像还没有想过自己能加入共产党。陈云同志让我详细述说了家庭情况、怎么在齐鲁大学学习、怎么参加医疗队、怎么来到延安。

陈云同志给我讲了成为共产党员的两个条件：一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世界；二是，共产党员要为人类牺牲，要服从组织。我表示，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不怕牺牲，但我是回族。陈云同志说，这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和加入党组织并不矛盾。最后我还表示，自己各方面还很差，工作、思想还跟不上，需要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陈云同志勉励我说，加入共产党，组织上成了党员，但思想上还要接受组织的帮助和教育，进一步改造思想，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我们谈完话，陈云同志打电话请来了两位同志，一位是我们中央医院的副院长石昌杰同志，一位是医院秘书长苏爱吾同志。他们带我一起到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张凯的房间里，那里挂着鲜红的党旗。我就在这里，举起我的右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后，陈云同志对我们三人说：“茂岳同志已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但暂时还不公开，是秘密党员。你们三人是一个党小组，石昌杰同志是组长，你们三人一起过组织生活，让医院支部知道就行了，不必向群众说，也不要向其他党员讲。有什么重要事情由石昌杰同志传达给你们。”这一天是1942年3月28日，延安还下着小雪，我的心里却是暖烘烘的。我，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终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步仅仅是开始，开始了新的里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父亲就这么入党了，这是他在中央医院时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情。

这所创办于土窑洞中的医院，虽然医疗设施简陋，工作生活条件很差，但广大医务人员却呈现出天使般的精神风貌。他们以忘我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己任，实施革命的人道主义，不仅挽救了数以万计抗日军民的生命和健康，也造就了一批日后的医学大家，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的精神力量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崇高的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