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领略中华文明的悠久、博大与精深，非来西安一趟不可。关中平原上的这座城市，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十三朝古都”的美名，虽然对于到底有多少王朝在此建都有好几种算法，但无须辩驳的是，“秦中自古帝王州”，秦、西汉、唐这三个至今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王朝均建都于此，中华文明最辉煌的一页，曾写在这座城市的地表上。
当沿着陇海线驶来的列车到达西安时，我与这座城市的相遇便开始了。走出车站，微明的天光下，气势宏伟的明城墙就屹立在眼前。它筑于大破大立的洪武年间，那时它的东西南北各开一座城门，其中南边的城门叫永宁门，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在永宁门内，有一座中国书法的圣殿、中华文化的宝库——
相遇的起点：《石台孝经》与《开成石经》
公元904年大概不算是唐朝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年，但这一年发生的事件，却对西安这座城市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史载这年正月，军阀朱温强逼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居民被迫随迁，城内屋宇尽被拆毁。昔日的繁华已成为梦影，西安作为国都的历史由此结束了。在一片废墟上重新打理这座城市的是一个叫韩建的人。面积约83万平方米的唐长安城，只有皇城得到了保留与修复，这座被后人称之为“新城”的城池，一直沿用到元朝，直到洪武年间，它的北城墙与东城墙才向外扩展了一些。
韩建虽是一介武夫，却做了于碑林历史有功的一件事。他将位于城外的唐国子监及其中的部分石经移入了城内。我们无从知晓今天碑林的镇馆之宝《石台孝经》与《开成石经》究竟哪几石是由韩建移入城内的，但这一举动开启了后续一连串保护石经的行动，并最终成就了碑林。
唐朝于公元907年灭亡，取而代之的正是朱温创建的梁朝。公元909年朱温派刘鄩守长安，以应对李茂贞军队的进攻。刘鄩的幕僚尹玉羽，见有唐代石经遗弃在荒草之中，请求刘鄩派人将其搬入城内。刘鄩却以大敌当前，此非当务之急而有意推托。宋代的一篇碑文记录了尹玉羽对刘鄩说的一段话：“一日虏兵临城，碎为矢石，亦足以助贼为虐。”刘鄩听罢，终于同意将被弃的石经搬入城内，并与韩建所移石经共置一处。
从此，《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开始了在城内的迁移，经过1087年、1103年的两次迁移，它终于来到了今日碑林的所在地。从城外到城内的三学街，唐代石经走了整整两百年，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们至今保存完好，碑面上的文字也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漫漶不清。
穿过康雍乾三帝树立的七座石碑，就来到了《石台孝经》的面前。这是一座立在三层石台上的四面碑，碑身通高超过了六米。我曾经踏访过乡间的一座四面牌坊，无论是石碑还是牌坊，大多是单面的，设计成四面的形制，不仅可在较小的空间内承载较多的内容，而且在视觉上也更有立体感。
这座石碑立于唐玄宗李隆基当政的745年。玄宗曾两度御注《孝经》，他说“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史载他要求“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他还用自幼擅长的八分书手抄《孝经》原文及他第二次所作的注文，命人刻于石上，这便是今天我们见到的《石台孝经》。
我是书法的门外汉，素来没有深入的研究。讲解员告诉我这块碑兼有四种书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其中三体出自帝王之手，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实为难得，碑额系玄宗之子肃宗以篆体书写，碑末三行御批则是玄宗用行草书撰写的，而玄宗手书《孝经》充分体现了隶书“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特点，典雅雍容，气度非凡。
陈列在碑林第一展室的《开成石经》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儒家石经。在历代刊刻的七部儒家石经中，时代最早的是东汉的《熹平石经》，最晚的是清朝的《乾隆石经》。《熹平石经》一方刻有491字的残石现藏于碑林第三展室，若不稍加留意，总是容易与它擦肩而过。这方残石是于右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花费4000大洋从古董商那里购得后捐赠给碑林的。至于《乾隆石经》，我曾在北京的国子监看过，穿行在排列齐整的石林中，你将震撼于乾隆文治的浩大气象。
《开成石经》给人的却是另一种震撼。这部刊刻了十二部儒家经典的石经共114石，两面均刻字，共228面，始刻于833年，完工于837年，这一年正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刊刻这部石经的目的，正如当初发起这项动议的郑覃所言，“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时代，阅读儒家经典只能依靠手抄他人的藏书，而在抄写过程中难免出现笔误，当时甚至精通儒家经典的博士也难以改正代代相沿的错误。因此，《开成石经》可看成是儒家经典标准化的产物，它让研习儒家经典的学者有了可以信赖的教科书，而这意味着离准确理解古圣先贤的大智慧更近了一步。
在刊刻《开成石经》时，刻工们做了一些特殊的设计方便大众拓印。如今游客们还能在碑林中亲眼见到这种古老的复制文字的技艺，据说它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灵感。《开成石经》完整的拓本有两部，民国时代的拓本是上世纪60年代碑林馆员段绍嘉捐赠给碑林的，时代更早的清拓本则是2014年碑林斥巨资从博古斋竞拍回来的。清拓本回归碑林，大概就是“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句话最奇妙的例子吧。
《开成石经》完工后有两件事不得不说。一是1556年关中大地震时，《开成石经》有40多石被折断，三十多年后，西安府学的一批师生补刻残损文字97石，如今它们也陈列在碑林第一展室中。二是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命人补刻了《孟子》9石，《开成石经》中并没有《孟子》一书，那时《孟子》还只是一部子书，直到宋代才升格为经书，补刻《孟子》让“十三经”得以在碑林中同聚一室，使碑林能更为完整地体现悠长深厚的儒家文化。
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呵护，才有了今日蔚为大观的碑林。无论是在承平之世，还是在战乱之时，这片悉心的呵护未曾中绝，在它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传统的尊重、对文化的守护、对历史的凝思。
与世界相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碑林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自落成之日起，它就不断吸引着各种名碑前来安家。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赵孟頫这些书法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书迹都能在碑林中找到。不知有多少人站在唐代怀仁和尚集王羲之字制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前品味着书圣运笔的精妙，也不知有多少人站在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或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前回忆起自己幼时临摹它们的场景。
与这些名碑共处碑林第二展室的，还有外国游客必访的一方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著名历史学家向达称它为“西洋文明莅临中国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它就立在展室左侧最靠近入口的地方，细心的游客会发现碑的正面除汉文之外，还有一种难以立时辨认出的外国文字。讲解员告诉我这是唐代景教徒使用的古叙利亚文，碑的左右两侧也有用这种文字书写的70位景教教士的名字，其中62位教士有中文名，如立本、光正、崇德、太和等，既典雅又契合中国文化的精神。
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它起源于唐人称之为“大秦”的东罗马帝国。景教的创立者聂斯托利，在公元428至431年间曾担任过君士坦丁堡主教，后来在一次教会斗争中败下阵来，被流放到埃及的沙漠中。聂斯托利虽死，但他的思想之光却并未熄灭。聂斯托利派开始向东传到波斯、印度，并于公元635年来到了唐朝。
聂斯托利派来到唐朝后的一段历史，就铭刻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正面。公元635年正是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盛世的时候。这一年，一位从大秦来的传教士阿罗本到达了长安，太宗不仅派房玄龄出城隆重迎接，还在宫中召见了阿罗本，问清了贵教都有何教义后，阿罗本获得了在唐朝传教的许可。三年后，太宗下令在长安城义宁坊内修建一座景教寺院。到高宗时,碑文说景教已发展到“寺满百城”的地步，不知这是否是夸耀之词，但景教的迅速壮大在武则天与玄宗执政时曾引起一些人侧目。幸而景教很快度过了危机，碑文记载玄宗曾邀请景教教士在兴庆宫内为国祈福，肃宗曾在其即位之地灵武重立景教寺院，代宗也在每年诞辰派人降香于景教寺院。直到立碑的公元781年，景教的发展前景似乎一片大好。
值得一提的是碑文采用华美的骈体写作，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文学修养，它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呢？有人认为出自一个叫景净的人，他还有一个叙利亚文名字叫亚当。景净是当时的一位景教领袖，但据说他既能翻译景教经典，还能翻译佛教经典，无怪乎他撰写的碑文常用佛道两教的词汇解释景教教义，这也是外来宗教试图融入中国文化的一条捷径。
景净写作这篇碑文，除了要留下一段景教在中国的历史，更为现实的目的则是要表彰一个叫伊斯的人。伊斯从今阿富汗北部的一个城市来到中国，是位慷慨资助景教事业的“大施主”。但最有意思的是，伊斯与对唐朝有再造之功的郭子仪曾有一段交集。碑文说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时，伊斯曾受肃宗之命在郭子仪军中效力。郭子仪军中有汉人，也有并不使用汉语的回鹘人、突厥人等，伊斯在军中不仅能为其出谋划策，也能充当翻译人员。想来肃宗对伊斯赐以高官厚禄、在灵武重立景教寺院之举，不无感谢景教徒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所做出的贡献之意。
伊斯与景净难以料想到的是，在9世纪中期唐武宗发起的灭佛运动中，景教也连带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不少景教寺院遭到毁弃，景教教士亦被勒令还俗，若为外籍者须遣送回原籍，形同驱逐出境。大概就在这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埋入了地下。如果说景教要等到元朝才能重放光芒，那么这块景教碑则要等上近八个世纪方才重光于世。
明朝末年，西安城外有人在掘土时发现了这块景教碑，它出土的地点正在当初唐太宗敕建于义宁坊的那座景教寺院内。那时中国与基督教已经再度相遇，自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进入中国后，他和同仁们已成功将一批士大夫转化为基督教徒了，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徐光启。景教碑复现于世引起了在华耶稣会士的热切关注，经由他们的介绍，西方人从此知道在万里之遥的中国有这样一件宝贵的基督教文物。
时光匆匆来到20世纪初，1907年6月的一天，丹麦人何乐模在西安城外金胜寺后一片荒凉的土地上见到了景教碑。其实在1891年时，清政府掌管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曾拨款100两，要求陕西巡抚衙门建造一座碑亭保护景教碑，但这笔拨款经过层层盘剥到西安时只剩下5两。据何乐模本人的说法，用这笔可怜的经费建起的碑亭，一年时间就踪影全无了。
何乐模是带着将景教碑运出中国的周密计划来到西安的。他精心准备了一些礼物赠给金胜寺年迈的住持，希望能与住持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他的计划能顺利实施。在离开西安前，何乐模已征得住持同意，在寺中租下一间房，雇人复制一方景教碑。他将找到适当的时机，用假碑取代真碑，将真碑运出中国。
幸运的是他最终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何乐模于当年9月再次来到西安时，在寺中看见了几可乱真的假碑，就在他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时，他酝酿已久的盗运计划走漏了风声。很快陕西巡抚派出了会讲英语的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与何乐模交涉，交涉的结果是他只能将假碑运出中国。为防不测，官府派人在金胜寺内日夜保护真碑，并于当年10月将其移入城内的碑林。
历史的悲剧与喜剧同时在1907年上演。几千公里外的敦煌，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大量敦煌文书。历史的悲剧与喜剧也在同一个剧场上演。碑林石刻艺术室展出的国宝级文物“昭陵六骏”，其中两骏在20世纪初被古董商卢芹斋盗卖到美国。
今天在观赏这些剧目时，我们不能只作猎奇的看客，我们应成为思想者，思考我们在与世界相遇时应有怎样的态度。
与心灵相遇：《官箴碑》
碑林第五展室有一方《官箴碑》，这是碑林近年精心设计的一条廉政教育参观线路的终点。这条线路的起点《石台孝经》强调孝乃做人的根本，终点则希望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以公正与清廉自勉。
这块立于1824年的《官箴碑》正文仅36字：“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为官者应如何处理与百姓、与下属的关系，这36字已道出了真谛。公而忘私、廉而不腐是历代官箴所倡导的，但官箴易说不易做，当我们了解到这块碑背后的故事时，或许能有更深刻的认同。
明代泰安知州顾景祥是较早将此箴言刻石立碑的人，他有意将碑立于州衙内，以便时时警醒自己。清朝乾隆年间，泰安知府颜希深偶然在衙内一堵残破的墙壁中发现了两百多年前顾景祥刻立的石碑，他读后感其“言约意深，为居官之要领”，命人重刻此碑，再度立于官署内。嘉庆年间，颜希深之子颜检在山东做官，泰安知府汪汝弼以此碑拓本相赠。颜检说自己的父亲之所以能“以诚事君，以德及民，以廉驭属，至今民怀吏畏，犹津津然称道不衰”，其根本正来源于这句箴言的激励。颜检将它视为家训，传给了儿子颜伯焘。道光年间，颜伯焘赴陕西做官，他将拓本寄给长安知县张聪贤，请他在碑林中复刻这方石碑。颜伯焘请张聪贤刻碑的动机，一是让箴言广为流传，二则是表彰自己的家族。
可惜的是，历史记载颜伯焘日后的所作所为与其家族传承三世的为官箴言大相径庭。
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颜伯焘升任闽浙总督，不久因在厦门前线抗击英军不力遭到革职处分。1842年2月，颜伯焘由福建回广东老家，当时有一个叫张集馨的官员，在漳州府治所龙溪县接待了颜伯焘，在日后撰成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他详细记载了颜伯焘出行的场面。
2月底，张集馨就得到颜伯焘要取道龙溪回家的消息。3月1日起，陆续有扛夫过境，每天有六七百名之多，直到10日才将行李搬完。张集馨不解为何颜伯焘有这么多行李，后来有人告诉他，颜伯焘的下属承运商人货物，这只手向商人收取运费，另一只手则伸向官府举办的驿站，仗着老爷的官威要求驿站出人出马帮助运送。
3月10日，张集馨出城迎接颜伯焘，只见随行“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颜伯焘在城外住了四天，却还没有要走的意思，龙溪县实在无力负担每日巨大的开销，知县向张集馨表示必须想个办法让颜伯焘明天就走。
知县无奈贿赂了颜伯焘的一位亲信后，才达到了“赶走”颜伯焘的目的。15日颜伯焘一行离开时，张集馨看到大小轿子有十多乘，每轿有抬夫四人，轿前有侍从护卫引马，轿旁有兵卒八人随行。他还见到“竹杠上抬一粗黑水瓮，两条粗木板凳，不知带去何用，无怪乎用夫之多也”。张集馨得知龙溪县为接待颜伯焘前后花去了一万两，不禁感慨“国家粮饷，乃如是之滥费耶？”
不知颜伯焘日后是否去碑林参观过《箴言碑》，如果曾参观过，他内心该有何感想？是该为自己浪费民脂民膏而感到内疚，还是该为自己败坏家声而感到羞愧？
正所谓“知易行难”，认同一种理念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地实践一种理念。一个人乐于鼓吹却惮于行动，是因为他的内心没有强大的能量，让他在这五光十色的世界中，坚持自己的坚持，热爱自己的热爱。
从碑林深处返回时，我在第三展室的《曹全碑》前逗留了几分钟。汉末黄巾起义时，合阳县令曹全，甫一上任便全力平定叛乱，抚恤鳏寡孤独，他用自己的钱买来米粟，赠给羸弱有疾的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因为战乱流离他乡的百姓纷纷返回，城市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为了感谢曹全的德政，合阳人集资为他竖立了这方《曹全碑》，临近县份的义士听说曹全的事迹后也慷慨解囊。
清风徐徐吹来，护城河水缓缓流过。在温暖的夕照下，我回望庄严宁静的碑林，细细品味着它的广大气象与精微意蕴。
（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省纪委、西安市纪委、碑林区纪委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