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丝绸之路，一条经济合作发展的路，一条文明交汇传承的路，也是一条充满故事的路，先贤开拓、后辈继踵，它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而时至今日，“一带一路”已成为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更将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端论坛。为增进读者对丝绸之路历史的认识，本报特开辟“丝路新旅”专栏，邀请在相关领域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为我们讲述丝绸之路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

位列世界四大古都和中国八大古都的西安，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3100余年的建城史，不仅是我国封建时代鼎盛时期周、秦、汉、唐等统一王朝的煌煌国都，而且在唐代以后作为西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古都西安也在东西方交流大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自两汉以迄隋唐，历宋元直至明清，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商贾、学者、探险家、传教士、僧侣等东来西往，频繁经行、驻留此处，他们既将灿烂悠久的华夏文明传往东西洋各地，也将不同国度的宗教、科技、文化传入我国，留下了大量生动记述和传奇故事。这其中，来华传教的景教僧侣在唐都长安镌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曲折命运最为引人瞩目，堪称西安域外交流的重要载体。

现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收存在西安碑林第二展室中，记载着唐代前中期来自大秦国（今土耳其、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在华传播景教的重要史实，与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方尖碑和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成为西安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碑刻，每年都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阿罗本入唐与长安景教碑

“都城时代”的长安作为国际性都市，在与域外的文化、宗教交流等方面具有海纳百川的气象，如东晋高僧法显、鸠摩罗什，唐代高僧玄奘、鉴真，以及日僧圆仁等，均属佛教跨地域传播的代表性人物。

相映成趣的是，唐贞观三年（629）当高僧玄奘自长安出发，赴天竺取经学习佛法之际，同样勇气可嘉的大秦国传教士阿罗本一行正从西亚向大唐进发，贞观九年（635），历经千辛万苦的阿罗本终抵长安。太宗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亲至西郊迎接，恩准其在唐传教、开展译经等活动。贞观十二年（638），太宗下诏在长安义宁坊“建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李治时，又恩准建立“景寺”，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景教僧侣地位得以提升和巩固。玄宗李隆基则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的画像送入长安大秦寺安置，并赐绢百匹。此后，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等均重视景教发展，多有支持举措，景教流布盛极一时，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称。

建中二年（781），由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景净撰述、吕秀岩书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长安大秦寺落成。碑文以汉文镌刻，碑侧和下方为叙利亚文，对照刻了72位景教僧侣的姓名。碑文记述了从贞观九年至建中二年景教在大唐的传播。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毁佛之际，景教也遭到禁止，但并未完全中断，元代时被称为也里可温教，仍有较大发展。

明末景教碑重见天日

唐后期，景教碑被埋入地下。700多年后，明天启三年（1623），一群工匠在西安西郊挖掘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景教碑。景教碑出土后，接触过基督教的陕西岐山人张赓虞前往察看，并将所获拓片寄给好友李之藻。李之藻随后又将拓片馈送在杭州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天启五年（1625），曾德昭亲赴西安考察景教碑，将之写入自己的著作中。此后，景教碑文通过多种途径传入来华传教士与汉学家手中，进而流往欧洲，众多西方汉学家对景教碑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刊布拓片、释读碑文、考证史实、编制译注本等，如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等，将碑文译成了法文、拉丁文、葡萄牙文、英文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遂成为东西方学界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以及中西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清末何乐模来华与仿刻碑西流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陕西官府将景教碑自西安西郊金胜寺移入碑林收存。这是自公元781年勒石刻碑、1623年景教碑重新出土之后，与景教碑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1907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之举则是促成这一事件的直接推动力。

1881年6月23日，何乐模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外交官家庭，曾在丹麦皇家海军服役，1901年赴上海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兼任英国《伦敦论坛报》和丹麦报刊的特约驻华通讯记者。在华期间，他不仅在长江流域进行广泛游历，而且当时就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产生了浓厚兴趣。何乐模的从业经历和他在远东地区的广泛交往、对中国各种情况的了解，都为他1907年前往西安仿刻景教碑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学者巴鲁复、拉库伯雷等人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入大英博物馆。1886年，来华传教士史蒂文森在实地探访景教碑后，在《泰晤士报》撰文宣称：“闻名世界之景教碑，时至今日，任凭自然破坏、人为摧损而无半点保护措施。此碑弃置暴露于荒野，实乃19世纪一大耻辱。”他呼吁有关方面将景教碑转交大英博物馆妥善保护。

1905至1906年，何乐模在英国潜心研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为获取景教碑做前期准备。1907年1月31日，何乐模从伦敦起程，2月20日抵达纽约，获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珀登·克拉克爵士等人的帮助，后经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温哥华，日本的横滨、神户、长崎，于4月10日抵达天津。5月2日，何乐模与翻译方贤昌、仆从马四自天津出发，经直隶、山东、河南，水陆兼程，6月3日抵达陕西西安。他起初扮作西方记者（名帖上标明为“大丹国文士”）四处游览，参观了大雁塔、碑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行宫、临潼华清池等地，假装采集素材，实则暗中打探景教碑的位置。同时，他还与西安的外籍人士以及罗马天主教会、英国浸礼会、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密切接触。

由于景教碑所在的金胜寺住持玉秀和尚拒绝出卖景教碑，西安的西方人团体也不赞同何乐模运走景教碑的计划，更加之官府对其行踪密切关注，这些因素都使得何乐模只能退而求其次，雇用四位石匠仿刻一通同重、同质、同大的石碑，费用为150两银子。

监督仿刻景教碑的方翻译将此事告知其兄长、天津的大收藏家方药雨，方药雨又旋即转知在清廷学部任职的好友、金石学家罗振玉。经罗振玉汇报后，清廷立即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等采取预防措施。此事在罗振玉所著《雪堂类稿》《集蓼编》《五十日梦痕录》中均有记述。

很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移入碑林。10月2日，48名苦力抬着景教碑运往碑林保存，何乐模在西关城附近遇到了运碑的队伍，拍摄了景教碑移走之后原址的照片，而当时在西安考察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也记录了景教碑搬移的事件。10月3日，仿刻的景教碑从西安运出。由于仿刻碑在经河南运输时，受到官府盘查，直至1908年1月3日，才在郑州被装上火车，运往汉口的英国怡和洋行仓库。2月23日，仿刻碑运抵上海。《上海时报》采访并刊载了何乐模获取仿刻碑的过程，行文中大加赞扬其“勇敢”行为，反映出当时在华部分西方人对何乐模所谓“景教碑历险”追捧和褒奖的态度。29日，何乐模押运仿刻碑乘坐美孚石油公司汽轮“肯尼贝克号”离开上海，途经马尼拉、新加坡，渡印度洋，过苏伊士运河，6月3日抵达纽约。

何乐模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签订协议，将仿刻景教碑作为“借展品”在该馆陈列，一直持续至1916年。在此期间，何乐模一方面为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工作，利用其在东亚的经历和获得的知识，协助整理来自东亚的藏品；另一方面，何乐模接受欧美各国大学、博物馆、文博机构乃至私人的邀请，频频发表自己在中国获取仿刻景教碑“历险”过程的演讲。1916年，纽约天主教徒乔治·利里夫人出资约7000美元购买了仿刻碑，捐赠给教廷下属的罗马拉特兰博物馆。当年10月21日，何乐模从纽约押运仿刻碑前往意大利，交予教宗本笃十五世收藏。

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不仅是晚清中国西北内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欧美、东亚等地均引起重大反响，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特别是在1908至1916年间，何乐模向13个国家的博物馆、大学等分赠石膏模造碑，这些机构分别是希腊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印度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国家博物馆、丹麦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西班牙马德里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国家博物馆、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美国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法国巴黎的国家博物馆、意大利罗马的圣经学院、德国柏林的国家人类博物馆、日本京都的帝国大学、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罗伯特大学。以上所涉13个国家分布在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何乐模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向博物馆和学术机构分发、赠送模造碑的举动，使《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影响。虽然原碑位于西北内陆腹地的西安城，一般的西方人很难一睹其真面目，而仿刻碑以及模造碑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分布，就使得更多的学者、民众能有幸看到与原碑基本相仿的文字、图案等内容，促进了众多国家学者、民众对景教碑以及西安、陕西和中国的认识。

青石无言，丰碑有语。千余年间的人与事已尽成历史云烟，而巍然矗立的景教碑作为东西方交流的明证，仍将向世人讲述那一段段传奇……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