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古城南门里，有一条叫“书院门”的街道，是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它的得名是因关中书院坐落于此。 关中书院创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它是弘扬张载创立的关学的重要阵地，也是陕西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古代书院，至今依然发挥着教书育人的作用，承载着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今年九月，经过半年多的修缮改造，关中书院以崭新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请随我们一起走进关中书院，了解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允执厥中 命名讲堂

关中书院坐北朝南，具有典型的书院建筑规制，书院建筑的装饰、对联、匾额等，能够展示书院的理念与历史。关中书院临街两边有“阙”，以示登高望远、威仪严肃之意。“阙”后有石牌坊一座（即山门），明间刻有隶书“关中书院”院名，两边次间正、背面上有“尚德”“崇文”“慎思”“笃行”字样，阐明了书院的办学理念。

石牌坊后，有两道门厅，第一道称“仪门”，第二道称“礼门”。如有客来访，书院主人要到仪门之外迎接。客人离开时，书院主人要送到礼门之外，否则便是失礼。“仪门”两边张贴关学创立者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和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旧联。两侧墙壁上嵌有书法家石宪章书写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八个大字。门厅内张贴着张载的名篇《东铭》《西铭》和关中书院创院山长冯从吾的《士戒》，一股书香气扑面而来。

进入礼门，就来到书院的核心区域。按照古代书院“左斋右舍”的规制，东侧建有行知、进贤、东铭等院落，作为书院教员和来客的驻地；西侧建有观德、归厚、西铭等院落，作为学生宿舍。这些院落的名称都具有关学特色和儒家文化内涵。

书院的核心为讲堂“允执堂”，取自《尚书·大禹谟》中“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句，意为保持精诚纯净、专心致志的态度，坚持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立场，阐明了书院教育的基本精神。“允执堂”后为“泽园”，正堂为“精一堂”，含义同上，原为祭祀孔子及乡贤的地方。“泽园”后原来还建有“斯道中天阁”，为图书楼，建筑已不存在。

书院内有国槐、皂角等古树，年代最久的已在这片土地上站立了五百多年，见证了书院的创办与壮大。书院内栽的腊梅、垂丝海棠、丁香、牡丹、石榴花、荷花、凌霄花等应时节次第开放，倚墙还有几处竹林和一泓池水。今年，书院内还新增了博物馆等设施，推出关学历史文化展和关中书院历史文化展。整个院落古色古香、典雅幽静，活态赓续着中华文脉，成为西安文化传承、文化滋养、文化浸润的精神家园。

学为好人 弘扬正气

明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山东按察使汪可受调任陕西布政使，促成了关中书院的创立。汪可受来自书香门第，少负才学，热心教育事业。在江西吉安任职知府时，曾复建了白鹭洲书院，有经办书院的经验。

当时关学大家冯从吾，在西安南门里宝庆寺讲学，汪可受多次来此拜访、会讲。冯从吾曾任御史，以直谏而闻名天下，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被免官，回到故乡西安，以讲学著书为业。

随着到宝庆寺从学之人日益增多，寺院越发显得狭小。当年十月，汪可受和按察使李天麟等商议，将城南小悉园改立书院，作为关中士人讲学之所。小悉园在宝庆寺东边，原是收税宦官购买民地自建的别墅，后成为官府议政和宴会的公所，本来就有一些建筑和设施。汪可受要求属下将地亩、房屋、家具等登记造册，将院落修葺一新。各级官府和个人捐书捐款给书院，以平价在西安南郊木塔里购置学田以保障书院运行。

十二月底，关中书院基本建成。最初，书院大门向南，后因嘈杂而改向西开在小巷中，大门外新建“继往开来”牌坊一座。书院核心为讲堂，冠名“允执堂”，一直延续到今天。彼时，允执堂前有方塘半亩，中建一亭，挂匾“天光云影”。允执堂后建假山一座，宛然一小华山。书院占地面积19亩有余，“焕然成一大观”。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又于允执堂后建“斯道中天阁”。

冯从吾应邀出任书院首任山长。他对书院建设十分满意，专门写了《关中书院记》，认为院内环境幽寂清雅，风景秀丽，“松风明月，鸟语花香，令人有春风舞雩之意”。

冯从吾管理关中书院，采用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该学规在中国书院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简略的篇幅讲明教学的目的、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自问世后，得到许多书院的采用。

冯从吾用十分简洁有力的语言点明了求学的目的：“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北宋大儒张载是关学的创立者，冯从吾大力倡导以张载的“四为”精神激励后人。他说：“天地生我当吾世，而使人犹有所憾，则天地生我之谓何？须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使天地不至于为人所憾，才不负天地生我之意。”他搜集资料，撰写了《关学编》，建立了关学谱系。他说：“自横渠（即张载）后，理学名儒代不乏人，盖文献之邦而学问之薮也。吾辈生于其后，何可无高山景行之思。”

冯从吾反对当时社会上的虚浮风气，努力将张载关学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结合起来，昌明正学，探索正道，复还本真。他为书院士子制定《士戒》20条，力戒妄自尊大、争强好胜、弄虚作假、嫌贫爱富、饮酒狂欢、打架骂人等劣习，要求学生“学为好人”，弘扬正气。

冯从吾继承关学“敦本尚实，崇真践履”的学风，提倡学以致用，躬行实践，要求“以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以扭转虚浮风气，匡正世态人心。他继承“学贵有疑”的传统，提出“学、行、疑、思、恒”的治学方法，强调“学”“行”结合，“疑”“思”互动，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成就。

冯从吾在西安讲学期间，曾多次带领同仁到其他书院进行会讲，轰动一时。冯从吾被众人尊称为“关西夫子”，外地学生前来从学的多达五千余人，许多学生都成为了杰出人才。

明熹宗即位后，冯从吾再次被朝廷起用。天启二年（1622），冯从吾任左佥都御史，两个月后进左副都御史。这一年，他与东林党人邹元标在北京宣武门内创建首善书院。他怀揣着宏大理想，力求扭转明末的颓废风气。他说：“开天辟地在此讲学，旋乾转坤在此讲学，致君泽民在此讲学，拨乱反治在此讲学，用正变邪在此讲学。”由于遭到宦官多次诋毁，冯从吾十分失望，上书请辞，又回到关中书院讲学。

在冯从吾的努力下，关中书院已成为明末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之一。他自信关中书院可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名不朽”。冯从吾奠定了关中书院四百多年传承发展的基础，也成为关学八百余年继往开来的关键。

传承关学 应时而变

明清之际，关中书院经历战乱，成为官府囤积弹药的库房，书院功能废弃。

清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移弹药于别处，令西安知府叶承祧等重修关中书院。重修后的关中书院，规模空前，奠定了今天关中书院的基础。

关中书院重修后，一度成为督学使署（当时督导地方教育与科举事务官员的驻地）。康熙五年（1666），贾汉复支持叶承祧延聘王弘撰到书院讲学，恢复了书院旧观。贾汉复还吸取关中书院屡遭破坏的教训，特为关中书院立下禁约三事：地方官不得借为公馆，一切游客不得擅自居留，衙役市棍不得擅入骚扰作践房室，有力保障了关中书院的办学秩序。

康熙十二年（1673），陕西总督鄂善再度修复关中书院，聘请关中大儒李颙为山长。他继承冯从吾讲学的宗旨，拟定了《关中书院会约》和《关中书院学程》，主张“明体适用”“实修实证”“悔过自新”。李颙在会约中希望前来关中书院求学的士子能做到“视听言动复礼，喜怒哀乐中节，纲常伦理不亏，辞受取予不苟，富贵贫贱一视”，在一家可为一家之表率，在一乡可为一乡之表率，在天下则可为天下之表率，立意高远，令人肃然起敬。在李颙的努力下，关中书院再度复兴。康熙西巡陕西时，先后赐其“志操高洁”“关中大儒”的匾额。

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命令各地兴建书院，关中书院被列为省会书院，成为陕西最高学府，赐帑银一千两予以扶持。驻院学习者，有贡生、廪生、增生、附生，但不收童生。当时全国省会书院仅23所，关中书院为其一，但此时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应举成为书院教育的主要目标。

乾隆时期，陕西武功人孙景烈先后三次主讲关中书院，历十年之久。他撰写了《关中书院学约》，提出了温习经书、讲明史鉴、涉猎诗文、开展讨论、定期考试等规定，学生成名者甚众，清代陕西第一个状元王杰即其弟子。鉴于关中书院的教学成就，乾隆赐关中书院“秦川浴德”的匾额，至今仍挂在书院二道门厅之上。

乾隆三十六年（1771），陕西巡抚毕沅重修关中书院，延请江南名士戴祖启为山长，“不数载，关中乡会试中膺馆选者，大半皆书院之士”。

鸦片战争前，路德为关中书院山长，以举业为教，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声名远播。曾国藩曾说：“陕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无不出闰生（路德的字）先生之门”。路德为书院写的对联，至今还挂在院内。

清朝末年，清廷实行改革，废科举，兴学堂。1903年，关中书院改制为陕西师范学堂，增设了物理、化学、博物、教育学、心理学、外文等新式科目，还聘请外国教师，开启了从传统书院向近代师范教育的变革。1912年，各地学堂改为学校。陕西师范学堂更名为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4年后，学校长期称为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许多学生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投身革命事业，学校也一度改称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

今天，关中书院已并入西安文理学院，虽经悠悠岁月，但关学所承载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躬行、讲气节、贵兼容的优秀品质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深刻影响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书院历代山长的教诲及制定的规约，对今天学生的行为规范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学崇高的使命担当意识，赋予今天的我们守正的自信和创新的能量，不断激励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书写赓续中华文脉的新篇章。（张天社 作者系关中书院关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