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及张闻天、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等一批革命老人，都对如何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有许多理论建树，而且身先士卒，言行一致；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和管好亲属子女，从不特殊；时刻注意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并能经常关心群众，解决群众的疾苦，在思想上作风上都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做出榜样，赢得了人民的赞颂。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优良品质和廉洁风范。
一、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时刻都注意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他们认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是中华民族高尚道德情操的传统美德，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及世界观、人生观最集中的生动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的光辉典范。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为抗大确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切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少的。”《中央档案丛刊》1986年第1期。后来他又给抗大题词时，把“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为革命者应有的第二品质。同年5月，他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大会上讲演时明确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群众周刊》第1939年第3期。同年6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模范青年颁奖大会上演说时，又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生代表他们，自己代表还不够，并且还要教训儿子，中国革命没有成功，要长期斗争永远奋斗。”《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6期。后来他在接见吴印咸与延安电影团全体成员时说：“现在你们这些艺术大师也许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将来总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现在要你们去拍摄长征已不可能了，但将来或许就有可能，我们八路军没有别的可依靠，一切靠自己奋斗！”《金秋》1985年第1期。这就是说，艰苦奋斗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要有艰苦的精神，即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要克勤克俭的过日子，做工作；二是要有奋斗精神，就是要有开拓创业精神，要埋头苦干，积极主动去探索，不畏艰险，勇于创新，敢于发明创造。也就是说，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提倡勤俭节约和艰苦朴素，还要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奋斗、创业的奉献精神。毛泽东特别强调奋斗精神，不仅自己奋斗，而且要永远奋斗。
毛泽东在论述了发扬艰苦奋斗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还指出了发扬艰苦奋斗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关系。他说：“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是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第1939年5月10日。对于坚持艰苦奋斗作风的伟大意义，朱德曾说：中国人民向来是勤劳节俭的。“食求裹腹，衣求遮体”的传统，一直保持了几千年。在过去的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及广大干部，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生活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成为每个革命者所追求的美德。正因为如此，我党以及我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能够在敌人重重包围和进攻的严重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战胜了敌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67～368页。这样以来，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全面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了为什么要发扬和如何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身体力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做出了表率，树立了艰苦奋斗的光辉榜样。早在井冈山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毛泽东、朱德亲自带领井冈山军民挑粮上山。当时井冈山广为流传着一首《毛委员挑粮上山岗》的民歌：“一根扁担两头弯，毛委员用它把粮担，来回走了百多里，从宁冈一挑挑上了井冈山。井冈山连青天，汪洋大海不见边，比起恩人毛委员，高山嫌低海嫌浅。”还有《朱德的扁担》的故事，更是人人皆知。那时井冈山生活十分艰苦， 红军官兵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还要从中节余些伙食尾子做零用。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和红军战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从不搞什么特殊化。寒冷的冬天，毛泽东身上只穿两层单衣，床上垫些稻草，盖一条线毯，而且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的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井冈山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必胜信心。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各级领导人艰苦奋斗的事迹是枚不胜举。徐特立曾写过一篇《长征中的医院》，文中叙述了他爬雪山的情景：过雪山，一共过了三个雪山，第一次是在6月过夹金山。过雪山的前夜，在山下露营。这时我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饲养员和马，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好像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幅蓝布。晚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还是干的。半夜出发，走到半山，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全湿了，衣和裤子也全湿了，毫不觉得冷。因为山陡，费力多，体温增加。天明已经下到半山，雪止了，下行也容易了，但湿衣湿毯，感觉寒冷，用力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服完全干了。这个片断仅是长途途中一个侧面的写照，可想在敌人围追堵截中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精神了。
在延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更是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辉典范。在当时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为了向全党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及时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毛泽东选集》四卷的159篇著作，在延安期间完成的就有92篇。为了写作，毛泽东常常是废寝忘食，饭端来了，他顾不得吃，一连要反复热几次；手指酸麻时，捏捏铁条舒展一下；思考问题时便把煤油灯芯拧小；一支铅笔往往要用到手捏不住时还舍不得丢掉，把铅笔头装在子弹壳上继续用完。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曾回忆说：主席当时派他向中央各机关送传阅信，由于纸张缺乏，主席把一个信封用4次，正反面用完后再拆开用里边两面。而主席的生活标准却很低，每月仅5元的菜金，他们每次买肉时只能买2两。主席又很好客，他的客人来了，一般谈话后还请吃饭，主席都要从自己的伙食标准中扣除，这样时间长了，他们就说“来贼不怕来客怕”（来贼没有什么东西可偷，来客就要吃主席的饭）。这正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是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吃着简单的饭食，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朱德总司令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样是感人至深的，本书主编之一的李忠全教授曾有幸访问过延安时期朱德身边的李树槐、潘开文等同志。这两位同志都说朱德除指挥八路军作战外，1940年他回到延安，积极执行屯田政策，带领359旅进驻南泥湾，把荒芜人烟的“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小江南（当时民间流传着：“南泥湾阿烂泥湾，荒山臭水黑龙潭；方园百里山连山，只见捎林不见天；狼豹黄羊满山窜，一片荒凉无人烟”的歌谣）。开垦前，朱德率干部实地考察，晚上住在破窑里；为了搞运输将自己的洋马让出参加生产，他还经常背上粪筐拾粪积肥；他自己带头劳动，在王家坪开辟了一块菜地（约三、四分），种着各种菜，连四川家乡的菜也在这里落户了。朱德种的菜完全可以自给，还经常请其它首长来家里作客。续范亭曾写诗赞颂：“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怀安诗社诗选》第184页。朱德非常注意节约，生活极为简朴，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的本色，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不愿换新的。他床上铺的灰布褥子里的棉花成了硬片子，宁愿装进松软的麦草继续铺，也不让换新的。作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的穿着打扮总是和士兵一样。所以一位外国记者说，如果总司令从讲台上走下来，几分钟后你就无法辨认出那个是总司令。他给身边同志说：“我们要艰苦奋斗，不要浪费。”最困难时他用马尾做牙刷，用盐水漱口。
在艰苦的岁月里，周恩来同样为全党作出表率。为了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冒着生命危险20多次进出延安，多次去重庆、南京、武汉等地同国民党谈判。他的党性很强，一次不慎丢掉了地下工作者熊向晖给他的联系地址，怕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在认真分析情况和积极采取相应对策之后，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内情，而他却主动打电话给中央请求处分，此事使熊向晖终生难忘。周恩来只要回到延安，在繁忙的工作中，总是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他和任弼时纺的线被评为一等奖，送到边区农业展览会参展；因对外工作需要，周恩来有一件皮大衣，他冬天当大衣，下雨当雨衣，有时晚上还当被子盖，被大家誉为三用大衣，全国解放后他还穿了多年；转战陕北时，周恩来更为辛苦，他和毛泽东、任弼时留在陕北打游击，鞋底磨了个大洞也不知道，还继续穿着；吃饭艰难时，他把自己的一点细粮留给毛泽东。而毛泽东又把它转让给生病的同志，坚持吃榆树叶面糊糊，黑豆稀饭和酸菜。于是，周恩来给中央机关同志说：“我们要和陕北父老同甘共苦，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给部队做出样子，只要一息尚存也要象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刘少奇长期患有严重的肠胃病，但他经常带病坚持工作。不少老同志都回忆说，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奉命从苏北阜宁启程，化装成老百姓返回延安的艰苦历程，经过9个多月的跋涉，穿过一百多道封锁线，辗转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于12月底才到达延安。由于艰苦的行军、危险的征程，不少同志把这称为“第二次长征”。一路行军，无论是在敌占区还是游击区，刘少奇严格要求身边的同志维护群众的利益。炎热的盛夏，路过西瓜地旁不白吃老百姓一口西瓜；夜里经过梨树底下不摘老百姓的一个梨子。在这万里征途中，刘少奇夜行昼宿，没有汽车靠两条腿，休息只能睡老百姓的土炕，没有吃的时便用野菜充饥，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堪称共产党人的典范。在延安，他也开荒种地、锄草。当时组织上为了照顾首长的身体，决定为中央书记处的5位书记都开小灶，有专门的灶房和炊事员。书记处的其他工作人员，一律上大灶和中灶。刘少奇生活一贯俭朴，身上常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了的灰军装，有的地方还打着补丁。在前方他经常和群众一起吃大锅饭，这次坚决不要这种特殊照顾，硬在中灶搭了伙。每到吃饭时间，他不要警卫员端饭，自个来到灶上吃饭，还常常争着吃小米饭。他还给身边区工作的同志订了一条规矩，凡是他用的东西，未经他允许，谁也不能随便拿去换新的。
任弼时生前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这是他的人生格言。在延安他患有高血压病，但从不要组织照顾，反对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简朴、清廉的本色。大生产运动中，任弼时当时既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也是普通劳动者。他尽管工作很忙，仍然参加开荒生产，种上玉米和蔬菜。据当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回忆：任弼时积极参加纺纱，他过去从来没有纺过纱，眼睛又近视，开始纺的纱，不是粗细不匀，就是常常断头。他不怕困难，虚心向会纺纱的同志学习。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举行了纺纱比赛大会，几百辆纺车，整整齐齐排在礼堂门前。他和周恩来参加了比赛，他被评为第一名。他纺的纱还拿到生产成果展览会上展览，一时传为佳话。杨尚昆《丰功垂青史，高德照后人》、《人民日报》1984年4月28日。任弼时忘我工作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在延安他的寝室里，床上架着一付躺椅式的书桌，经常带病坚持在床上办公学习。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所以，叶剑英说：“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永远的丰碑：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见200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特别在1947年转战陕北时，他任中央纵队司令员，和政委陆定一、参谋长叶子龙、政治部主任廖志高四个同志，按照毛泽东组织一个“政府”，管理好八百人这个“国家”（指中央机关当时的人数）的指示。发扬周密细致、任劳任怨的“骆驼”精神，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正如刘少奇在他的追悼大会上所评价的：任弼时同志“在整个三十年间，埋头工作，不计名誉、地位、不顾严重病情，以全部精力从事中国人民革命解放事业。”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他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艰苦奋斗，严于律己，被誉为“革命先锋一老牛”；他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胸襟磊落，情操高尚。他常说：“我自己的生活享受是不应当超过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所应有的享受。”林老在延安的卧室极为简单，没有箱柜，只有用木板制作的活动书橱，装着各种书籍和文件。平常只有简单的几件衣服，用包袱一裹当枕头用；一条围巾，不知用了多少个冬天。1945年秋末冬初，警卫员为他准备了一双棉鞋，林老知道后说：“有旧棉鞋就可以过冬，不必再买新的。”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工作之外，还制定了个人生产计划，得到毛泽东赞同。其内容是：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2石细粮的任务；收集废纸交建设厅，戒绝吸外来纸烟；当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等全不要公家供给。并赋诗自励：“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林老的艰苦奋斗精神受到诸老赞颂：1946年当他60岁寿辰时，谢觉哉的祝寿诗称“四朝革命者，屈指首推公；节厉孤松直，心摧刀兵空”；吴玉章诗称“抗战中心陕甘宁，建设辉煌薄海钦。领导全凭毛主席，伯渠协力有殊勋。”
此外，张闻天、彭德怀、王稼祥、叶剑英、陈云、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一大批领导同志，在延安同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每个人都积极参加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张闻天和彭德怀除开荒种地外，还在杨家岭向山上抬大粪；王稼祥当时身体虚弱，工作劳累，中央为照顾他的健康，规定他的伙食标准实报实销。但他从不愿有丝毫特殊，每餐一菜一汤，很少有肉，每月报帐前他都亲自检查有无超支现象。王稼祥当时被中央军委评为头等残废，按规定每月发给几十元的残废金，但他从来没有领取过。王首道为此感慨地说：“在当时实行供给制，零用钱很少的情况下，能坚持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回忆王稼祥》一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革命老人谢觉哉，为了生产节约，减少政府开支。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他也订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1)建议总务处设公马，我的两匹马加入，估计一年内有10个月可供公家生产用；(2)每月10盒待客烟不要；(3)衣服、鞋子、被单不领；(4)种地一分,种植西红柿20株，茄子20株，秋白菜一百棵；(5)晒腌小菜一百斤。这个计划年终超额完成。此外，在延安时，中央首长才能享受到边区难民工厂生产的土色毛毯，谢老虽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但一时还供给不上。后来中央首长特意给他送了一块，谢老冬天铺，夏天盖，办公时当垫子放在椅子上坐，一直用了7、8年，毛毯绒绒磨光了，转战陕北时他还继续用着。后来将此作为纪念品，送给他的警卫员闫树清用(1978年，这块毛毯作为文物被征集到延安纪念馆并得以展出)。
徐特立老人更是超人的俭朴者，是廉洁奉公的光辉典范。他自己曾说：“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自然。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徐老的事迹举不胜举，受到诸多前辈的赞颂。续范亭老人在延安时被徐老艰苦朴素的作风所感动，写了两首诗赞扬：“延安诸公唯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顾，携带两个冷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谢老曾称颂道“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
在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教的感召下，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口号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广大革命干部住的是土窑洞，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小米饭、野菜，穿的是粗布衣，没有油，没有纸，没有鞋袜，没有被盖。但同志们都能以艰苦奋斗为乐，以为人民服务为荣，一面参加整风学习，一面生产、打仗。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反映在每一个同志身上。上自总司令，下至每一个战士，都是这样。也就是依靠艰苦奋斗的精神渡过了难关，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斯大林曾说：“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之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参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7页。)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非常重视党与群众的联系，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群众路线。毛主席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曾多次指示全党：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而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主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群众路线。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它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毛主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他要全党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并希望同志们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毛主席还批评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毛泽东曾多次给有关方面及同志题词，勉励他们“与民众在一道， 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1939年2月2日为杨海泉题词，见《毛泽东题词墨迹选》1984年5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第14页。要“面向群众”1943年1月为生产模范李丕福题词，见《毛泽东题词墨迹选》1984年5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第62页。；要“为群众服务”1943年为延安枣园中央俱乐部题词，见《毛泽东题词墨迹选》1984年5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第68页。刘少奇在《论党》中，也对群众观点作了论述，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上述这些论述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真正要实行起来还相当困难。因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党的高级干部，总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深入群众，始终能与群众在一起，为全党作出了表率，树立了光辉榜样。领袖们不仅把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而且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去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征求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
在延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他们不仅有论述，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比如：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踏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比如，他终生关注的一点，就是如何使全体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牢固树立人民勤务员的观念，如何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可以说，延安时期在上述几方面都做得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处理党员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成为党的历史上光辉的典范。首先毛泽东做出了榜样。他能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1939年春，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同杨家岭农民杨再忠、郭方成等谈话时，详细询问他们的吃穿住行，庄稼长势及受旱没有等情况。1943年迁到枣园后，当他得知当地群众吃菜有困难，就动员中央机关干部帮助群众修了裴庄水渠，全长10华里，可灌溉1200亩土地，解决了群众吃菜问题，给枣园人民带来了幸福，当地群众为了表达对党中央关怀的感激之情，给这条水渠起名叫“幸福渠”。据当年曾任延安市枣园乡乡长杨成福的回忆，１９４５年农历正月初一，毛主席带了两个警卫员，端着一盘菜、两壶酒，一大清早就来到乡政府要给群众拜年。我们机关有的人还没起床，主席就走进来，问大家新年好，身体好，工作好。毛主席随即向乡政府领导提出，他要给枣园村的群众拜年。我们解释说，主席不用去了，群众居住分散，这山一家，那洼里一户，我们代替你去。主席不答应，说他一定要和群众见面。最后，我们就把群众请到乡政府里来，一家一位代表，和主席进行了座谈。主席问大家新年好，粮食够吃不够吃，生活有无困难？大家说，丰衣足食了，吃的家家都有，还有余粮。枣园村２４户人家，这一年过年杀了１９口猪。主席说，这很好，但还不够，明年争取每户杀一头。座谈时，区长的９岁女儿李治安也在场，主席摸着孩子的头问：娃娃同志，你上学了没有？回答说没有。主席给区乡领导说：陕北文化落后，要办学校，中央不能长在延安，将来走了，地方工作就靠你们。后来毛主席还专门为枣园村派来一位女教师，办起了学校，解决群众孩子上学问题。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中央的主席，人民的领袖，始终把革命事业，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人民过着同共苦的生活。他和大家一样吃粗粮，穿补丁衣，住着土窑洞，晚上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辛勤操劳。但是，毛泽东时刻牵挂着群众的疾苦。１９４４年的一天 ，当时担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毛主席有紧急事要找他谈话。张汉武以为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别的什么急事，于是急急忙忙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主席，有什么任务？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然后问他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子？张汉武回答说：情况是知道一些，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泽东说：是不是水的问题呢？请中央医院去把水检验一下好不好？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谈话后不几天，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医生和负责同志也来了。原来，毛泽东又亲自给中央医院讲了这事，让他们到侯家沟验水。化验结果表明，果然那里的水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于是，中央医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帮助群众对饮水进行了处理，使这两个村的妇女有了孩子。
朱德总司令，他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的本色。在延安，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是举不胜举的。朱总司令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他除经常深入田间与群众交谈，帮助农民锄草，了解情况之外，每逢过年过节时，他都把当地老乡代表请到自己的住处与他们畅谈，王家坪周围的许多老头都成为总司令的座上客。有一次，总司令从白仲杰口中了解到，王家坪因上一年秋庄稼受旱，村里有3户农民（曹应生、刘贤云、姜灾存）口粮接不上，他立即派警卫员给这3个困难户每家送了3斗米，使他们度过饥荒，此事使周围群众很感动，有事就都去找总司令反映。1941年秋，朱总司令在南泥湾视察部队生产时，在与农民谈话中了解到当地深山密林中有一只凶猛的大金钱豹，几年来一直危害群众。吃猪羊伤牲畜，有时群众正在生产，这只豹子还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搞得人心惶惶。当地群众商量想除掉它，但都没有成功。朱总司令听到后便组织了一个除豹小组，将这只豹子打掉，为民除了一大害，群众拍手称快。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其他领导人，他们不管外出，或是回到延安，也都是非常注意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其事迹不再加赘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也同样，时刻保持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这里要特别论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与群众心连心的事迹。据边府政策室研究员吴良珂回忆，林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边区人民服务，他德高望重，最受边区人民爱戴，他也最爱边区人民。他说：“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工作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150万人民为对象，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为他们并依靠他们做好事。真理的标准是革命的实践，这个实践就是帮助人民把事情办好。《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第485～486页。林老自己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他虽年岁已高，但始终坚持下农村调查。第二届一次参议会刚开完，1941年12月17日，林老率边区政府考察团赴富县、甘泉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山沟里，在田埂上，在农舍中，他与农民促膝谈心，参加劳动，并向农民请教农学经验。有一回，林老约曹永胜老汉谈话。曹老汉感到：“你老管政府的事听这些干啥？”对此，林老曾说：“为什么我们不应向他们学习呢？人类的智慧、血汗，不是埋藏在劳动中吗？我们政府号召生产，要大家丰衣足食，就必须每个人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新的英雄啊！”王维运《人民的公仆》1981年8月24日《光明日报》。1941年冬，林老亲自率领工作团去甘泉、富县一带，针对两县民主、机构、干部及人民负担等问题作实地考察。过去各县区都设置专职工会干部来管理农村雇农工作，这次调查发现，雇农已经不多，没有再普遍设置工会干部的必要，于是就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撤消了这一级工会干部，从而精简了基层脱产人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甘泉县，林老除检查日常工作外还亲临民家，多方抚慰。一天中午，正值一个小学的师生吃饭，林老突然来到他们面前，大家赶忙起来招呼，林老说：“不要客气，你们快吃饭，我来看看。”他抚摸着一个学生的头问：“你一顿吃几碗？”又到厨房与伙夫谈话，并把锅里的黄米饭尝了两口，点头称赞：“煮得很好很好。”最后，又到教室和操场看了一下。林老的这些行动，被刚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一个教员的亲属看见，他感慨地说：“林主席真好，亲自下农村，又来巡视小学，态度是那样和蔼可亲、洒脱、大方！”他并告诉周围的人们，在国统区，一个联保主任出门还得跟着一群带枪的人；又说国民党某司令，经过他们县上时，曾警戒3天，路断行人。而林主席却是这样平易近人，关心群众，令他永远不能忘记。
1943年3月，为了贯彻边区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关于集中力量解决农业生产的决定，林老又到志丹、安塞两县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听取他们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并同他们讨论开荒、种植、制订家庭生产计划等问题，对群众的鼓舞很大。林老先后对西河口6乡、安塞2区6乡、志丹1区，麻家坪等地进行考察。他说：“我在志丹米家沟遇到一个叫尚经宽的农民，他把自己的生产情形告诉我后，反过来问我：主席，你看我够得上够不上一个劳动英雄？最使老百姓高兴的，是到处都把二流子抓紧了，强迫他们去生产，他们认为这是政府办的一件好事。农贷也给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安塞2区就解决了约1/10的需要，老百姓再添上一些就够了。”林伯渠《农村十日》 1943年5月30日《解放日报》。林老说：他在芦草沟马锡五专员家住了一夜，马福泰（马专员的儿子）在家种庄稼，并任自卫军连长。去冬马专员回任路过时，曾召开了家庭会议，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通过了生产计划，并声明明年底回家时要检查工作。此举影响甚大。林老的举动使当地农民很受感动，他们说：“边区政府主席下来帮助我们订生产计划，我们还能不好好生产吗？”回来后他写了《农村十日》调查记，说：“这次农村小住十日，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影响下，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从中央到地方，不论是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中，还是社会团体中，都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身作则，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敢于真抓实干、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都能自觉地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身先士卒，事事做出表率，模范地完成各自战线上的艰巨任务，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这些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作风良好的为人民信任、爱戴的干部，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而不是人民的老爷。
三、只见公仆不见官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延安和陕甘宁过区干部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46年11月，朱德为答谢董必武《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诗依韵和诗所写：“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朱德的这首诗，是充分反映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干部作风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赋写了中国历史上从末有过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光辉篇章。
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倡导者，也是模范的实践者。他不仅时刻关心群众，而且身体力行，把自己作为一位普通劳动者。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争当人民公仆的事迹不胜枚举。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在杨家岭开荒种地。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后，不仅倡导“屯田政策”，亲自踏勘南泥湾，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驻地开垦了一块菜地。1943年11月间举行的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展出了朱德亲手种植的一个大冬瓜，使参观者深受感动。有一名干部看后，当场写诗一首：“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党外民主人士续范亭曾赋诗赞颂：“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其实，不仅毛泽东、朱德，我们党的其他领袖，如“人民公仆”周恩来，“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立党为公”的张闻天，“人民骆驼”任弼时等，都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废寝忘食工作的精神，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培育了一代代新人。他们的领袖风范，当之无愧地代表了我们党和民族的形象，在各方面都是全党和全体人民的表率。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当时局部执政的条件下，能够把执政为民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始终。一切为着人民的利益着想，时时处处方便群众，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由于政府的关怀，人民享受到应有的权力，从而也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涌跃参军参战，支援抗战。边区政府为了树立和强化公务员人民公仆的意识，特别注重加强了自身的建设。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已建设成为最廉洁的模范政府，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全国作出了表率。
首先，边区政府是一个模范的抗日政府。林伯渠主席说：“为人民公仆的政府机关，必须按照人民的需要与参议会的指示，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复杂而严重的工作，以克服内外环境的困难，完成边区人民的历史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档案出版社 1991年6月版，第13-14页。在整个抗战期间，边区政府实行“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因为 “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得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 1987年12月版，第185页。
遵循“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原则，边区政府把抗战动员，支援前线，拥护八路军，保障八路军的供给，抚恤伤亡的残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在1938年春至1938年12月保卫河防的战斗中，边区政府先后动员了10多万民工修筑工事和上万头牲口运输粮食和装备。在抗战期间，边区政府曾多次动员参加八路军，3万多名边区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保安部队。边区人民以高度的抗日热情，踊跃交救国公粮。他们说：“公粮不算少，但八路军要吃，不吃饱怎么打仗？就更多些我们也要办到。”从1937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边区人民提供了上100万石（每石300斤）公粮，保障了部队和机关的供给。边区人民还为几万名抗日军人家属进行代耕，使上万名荣誉军人得到休养和安置。不仅如此，边区人民还为中央和边区的党、政、军、工、学几万名人员提供了工作和生活条件，为党中央指导全国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必要的保证。
其次，边区政府是一个模范的民主政府。边区第一届和第二届参议会制定的施政纲领规定，边区人民享有以下民主权利：（1）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的人权和财权。就是就，保障抗日人民的生命安全不受侵犯，除了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外，其他机关、部队和任何团体都不能随便捉人，随便审问人或处罚人，对其应有的财产，包括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的财产，同样给以保护，不受侵犯。（2）参政权。一切抗日人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不称职的被选举人，有罢免权；对于任何公务人员，直至边区政府主席的非法行为，有控告权。（3）有言论、出版、集会、结论、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政府还为边区人民享受自由权提供必要物质条件，提供出版的方便，集会的场所，迁徙的帮助等。
在八年抗战中，边区曾两次进行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三次进行乡级选举。在选举中，边区的民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选举谁和不选举谁，也是充分自由的，并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保障这种自由权。边区各级参议会的参议员和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都是由边区人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举产生的。
边区人民的人权也得到保障。自1942年2月公布《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以后，边区政府严格按照条例办事，保障人权，严禁乱捕、乱抓和关押、审讯无辜等侵犯人权的事。如1942年5月，延安县保安科警卫队队长刘海福，因其队员何福秀隐匿于利华铁厂不肯归队，而私自将何福秀所住之窑洞l孔查一封。因遭何福秀父亲的反抗，又将何福秀父亲逮捕至保安科羁押数日。刘海福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引起了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专门行文延安县政府，给刘海福以惩处。
边区的财权问题，主要是土地纠纷。由于边区的部分地区经过土地革命，农民获得了土地权；随着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些地主分子企图重新夺回土地；有的地区虽已经过土地革命，但在革命失败以后，又被地主夺走了土地；在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由于买卖、典当、租押等，也存在着许多土地纠纷。从团结抗战的原则出发，边区政府在保证农民地权的同时，也保证了地主的地权。在处理农民与地主的纠纷时，边区各级政府采取了“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以满足双方合理的要求，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
第三，边区政府是一个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模范政府。边区政府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善工农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主要任务之一。边区高等法院在1938年公审大汉奸吉世恭：1939年公审了高××、徐××。1941年曲子县司法处又公审了匪首缪××。在边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沉重地打击了汉奸、反革命活动的嚣张气焰。除了上述任务之外，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以及县司法处还审理了大量的刑事案件，惩办了罪犯，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和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中，采取各种措施，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调节了各抗日队层之间的关系，保护了工农群众的合法利益，促进了边区人民内部的团结。
第四，边区政府是一个注重法制，严于法治的模范政府。边区政府尊重民意，完善法制，严于法治。两届参议会都制定了施政纲领，在当时施政纲领是边区的基本法规，在边区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起根本法的作用。为了加强法制建设，从边区政府成立起，就成立法令起草委员会，专门进行各种法规的修订工作；随后成立正式的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法规草案审查委员会和法令草案审查委员会，分别负责法规和法令的审查工作。1941年12月，边区政府还设立了法制室，其任务是对边区适用法律之建议及草拟：对各种单行法规之审查修正：对外国法律之翻译；对法学杂志编辑出版等项事谊。法制室的设立使边区法制建设工作经常化和正规化，并开始吸取外国的经验和在民众中开展法制教育工作。
边区的法制，以保障抗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它来自人民，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边区政府在实际工作中，以法制为依据，作准绳，严于法治。边府在确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种制度和具体政策中，绝不违背边区参议会制定的施政纲领和其他单行法规。政府要求其工作人员知法守法，接受各级参议会和人民的监督。并同违背法制的行为和现象作斗争。比如，边区政府规定，除边区财政厅和粮食局以外，不能以“官价”购买民粮，只能用市价够买民粮（一般“官价”低于市价），可是有个别机关、团体，以及部队违犯规定，借用政府名义，擅定“官价”，强购民粮事件时有发生。 边区政府为顾及民艰，整饬政纪，三令五申，明令禁止，“如有违犯，一经发觉，定严厉追究，决不宽贷。”
第五，边区政府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模范政府。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的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页。在1943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又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并就此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l988年l2月版，第223—224页。这些规定是建设廉洁奉公的抗日民主模范政府的总方针和准则，也是对各级公务人员行为规范严格要求的法律依据。纲领和公约的贯彻执行，终于使边区政府成为全国最民主和最廉洁的政府。当时，边区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这里没有官僚制度，从基层的乡长，到最高层的边区政府主席，各级领导人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月津贴仅3.5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5元。他们不是做官发财的官老爷，而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这也是边区政权机关能够得到人民真诚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林伯渠主席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工作报告中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大家可以看到，政府从人民手里拿来的每一文钱，我们都用尽一切方法，使它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保卫边区的用途上。虽然个别的还有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的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因为他们有全体人民作后盾，他们在一切困难面前都有着充分的信心与勇气，也有着高度的工作热忱。”《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264页。在经历了边区财政极端困难之后，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每月少量的津贴也全部取消，实行供给制。
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了节省行政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边区政府于1942年2月就边区政府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匹及专员公署和县政府一级使用马匹，发布命令，作出严格的规定，边区政府厅长以上才能有1名勤务员、住1孔窑洞，配备1匹马，科长3人使用1名勤务员，住一孔窑洞，不配备专用马，按行政编制25人配备公用马一匹；专员公署只配备2匹马1头驴；县政府只配备1匹马1头驴，并要求“分别依照办理”。为了克服困难，边区党政军民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纺线织布，开荒种地，轰轰烈烈，你追我赶，经过辛勤劳动，不仅完成了规定的生产任务，而且改善了生活。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在边区政府各个部门，各项工作和每个具体环节之中，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之中，形成一种风气，成为一个传统。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说的，我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六，边区政府一切工作人员都是人民忠实的公仆。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一个坚持抗日的政府，发扬民主的政府，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政府，一句话，是边区人民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这个政府任职的公务人员，从乡村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没有薪俸，不谋私利，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一心一意只图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事业；他们不争权势，不做官当老爷，不摆官架子，而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为边区的老百姓办实事；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不敷衍，不失职，勤于职守，努力办事，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他们有民主作风，善于听取群众意见，随时改进自己的工作；他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时时注意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凡此等等。正如毛泽东所高度评价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43页。正是边区政府具有这么一大批人民的公仆，从而保证了廉政建设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