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家风家训是用以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风尚和作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齐治平、格物致知，齐家都被置于重要位置。良好的家教家风不仅承载了前人对后辈的希望与教诲，而且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基础。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从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到曾国藩“八本三致祥”，流传至今的每一部家训，都有告诫子孙为官先思报国、莫贪钱财、勤俭节约、敦厚老实、礼仪廉耻等内容，这些家训蕴含了古代圣贤优良家教家风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许多党的领袖和优秀干部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礼物”不是高官厚禄、金银财宝，而是优良的家教家风。毛泽东面对亲属为其儿子安排工作的请求，明确拒绝道：“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周恩来总理制订的“十条家规”，每一条都要求其家人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比如“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我的关系”、“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朱德对其子孙提出“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的明确要求。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在知道其大儿子焦国庆受到“照顾”看了场“白戏”后，当即让孩子立即送票钱给戏院，从不占小便宜或者牟取私利让人肃然起敬。

领导干部的成长进步或者腐败堕落，都与他的家庭环境和家教家风有密切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是我们事业发展的骨干，也是涵养优良家教家风的风向标。然而，从近年来查处的许多腐败案例来看，不少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原因之一就是治家不严，不重视家教家风，放松了对家人的要求，导致“祸起萧墙”，直到“东窗事发”后才流下悔恨的泪水。一些贪官污吏，不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是把家庭当作贪腐谋私的指挥所、交易所和庇护所，以至于出现许多家庭“窝案”、家族“串案”，一出事就是一家子，一抓就是几口人，全家腐导致全家覆。例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将自己主政的地方变成了亲朋故友谋取私利的经济领地，带坏了社会风气，也害了亲友。” 苏荣的妻子和儿子还插手干部人事任命，从中收受钱财。苏荣后来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苏荣的全家腐案例充分说明，领导干部的家教家风不是私事，公务也不是领导干部的家事。还比如，“放纵妻女、共筑‘敛财链’”的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自己办事，丈夫收钱”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原副主任高重瞳等等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些领导干部支持、纵容、默许亲属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最终害了一家人。

领导干部家教家风的影响，决不仅仅限于其家庭私事，而是影响到其能否秉公用权。习近平同志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高级干部，身居要职，手握重权，是“关键少数”，其家教家风问题不仅关系个人的家庭兴衰，而且会对民风、社会风气和党与国家的事业产生重要影响。领导干部只有先治好家，形成优良的家风，才能带动社会风气、直至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反之，如果各级领导干部的家风不好，公私不分、以权谋私，封妻荫子、联手贪腐，这样人民群众就会对党和政府产生怀疑和动摇，就会心存芥蒂，避而远之，党群关系就会受到影响，党的群众基础就会受到削弱。

优良家教家风的养成，也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家务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个小家庭都是构成国家的“细胞”，只有小的“细胞”健康，国家这个“机体”才能充满活力。家风正，则民风淳政风清。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等优良的家教家风，是营造良好社会风气、推动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新时代培塑良好家教家风，传承优良家训，首先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带好头，发挥主体作用，从自身做起，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于律己，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让自己和家人的一言一行经得起审视、成得了标杆，一以贯之。其次，需要严格落实相关制度，把制度对家教家风家训的要求变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行动自觉。实际上，家教家风的一些要求，已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重要党规党纪之中，这应该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定和刚性准则。最后，家教家风的培育，也需要组织监督。既然领导干部的家教家风不是自家私事，组织部门就要在考察用人时，也将领导干部的家教家风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进行了解，家风不正，坚决不用，形成全社会崇敬文明、和谐、健康、向上为特征的家教家风。（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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