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而且还是一位博古通今、融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有很高的学术造诣。1924年，他撰写的《史学要论》作为“百科小丛书”第51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虽只有区区5万字，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史学要论》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了历史学的基本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宣言书，是中国史学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

《史学要论》作为史学名著，出版后很快赢得史学界的高度赞誉，“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也认为，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改革中国旧史学是北大史学系“可纪之事”。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大量的史学理论著作如《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史学概要》《历史学ABC》等，都很重视征引李大钊的观点。《史学要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共产党人创办的杂志《二十世纪》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章《论历史学》，出版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对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给予了称赞和宣传。刘静白说：“李守常到底是新一世纪底人，而且又受过进步思想底熏陶，所以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优越性来”，“他这种立于理论研究底意味上的这种精神底试探，把历史学高调起来，确是值得我们注意”。1929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自序》中呼应李大钊的观点，称赞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他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在《史学要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杰作。范文澜发表《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高度评价李大钊的史学业绩，指出，李大钊的历史观，不是“拜古”的，而是“爱今”的，不是所谓“无所为而为”的“学问之趣味”，而是主张“求真”与“有用”合一的。《史学要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中的经典文献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说：“李大钊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者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从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理论著作到现在的马工程教材，都非常珍视和吸收《史学要论》中的学术观点。马工程《史学概论》（第二版）写道：“1924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阐述了对史学的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学科体系认识的奠基之作。”《史学要论》也是一部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思维的光辉著作。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史学工作，历代党的领导人都强调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史学的发展，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在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中，他进一步提出学习“四史”的期望：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他把“历史思维”作为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能力，指出领导干部要“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这种对历史思维的重视，正是对李大钊宣扬的“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重视运用历史智慧领导革命、治国理政之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史学要论》在历史观、史学观、史学学科体系观、人生观方面实现了高度融合和统一。它强调的史学的科学性以及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对我国当代学风建设、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依然具有宝贵的价值。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中，《史学要论》是奠基石，也是一座永恒的丰碑！（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讲师周励恒，节录自《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略有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