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出的两张照片，在时间上相距70年，照片中的人物，除了黑白照片上两位抱着孩子的大人已经离世，其他的人都一一健在。

时在上世纪的1952年，父亲奉调于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担任文教方面的领导工作，膝下拥有九个子女，三男六女。最大的是我姐，16岁，在武汉女子一中上初中，也是家庭中母亲最重要的大助理、大帮手，对于最小的老七、老八、老九三个小弟妹，给予的照料培育，所耗的心力和时间犹如半个妈。这大概是多子女家庭中固有的常态——以大带小。每天放学回来，首先要领着三个小弟妹玩耍一阵、张罗吃晚饭，还要帮老四、老五、老六三个稍大的妹妹洗洗换换，钉掉了的扣子，补破了的袜子，辅导老三、老四的小学作业，直到把三、四、五、六、七、八、九诸弟妹安置上床，才能在灯下打开自己的书包，埋头做当天的作业——这已是昏昏欲睡的夜半时分。第二天，母亲叫醒，立即起来帮上学的弟妹穿衣服，叠被子，吃早餐，送出家门，自己也匆匆赶往三公里之遥的学校。这就是仅仅大我一岁的姐姐在五十年代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多少年后，弟妹们相继成人，儿时历历往事都成了彼此记忆中最温馨的牵挂。

1952年春夏之交，一天是星期天，老爸心情特别好，从照相馆请了一位照相师，扛着带木头三脚架的一台干板照相机，在我家楼前，要我们九个姊妹兄弟按年龄顺序站成一排，老八老九太小，还站不起来，就由父亲和母亲各抱一个，像一列梯队士兵，更像一排音阶逐次升高的琴键，蕴含着父母一家丰富多彩的生命交响乐。这是我们家最为珍贵、最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

之所以珍贵，是照片本身清晰地传递出每个成员在那个年代留下的生存痕迹，从父母亲的脸上看到作为多子女父母所特有的自豪感（那个年代的父母以‘多子多孙即多福’为荣），照片上孩子们个个身体健康，虽然衣衫简朴，也不时尚，更没有一个人穿新衣服，但在那个年代养育九个孩子的父母能有这样的生活水平和精神状态已很不错了。小弟妹们都是穿姐姐们穿小了的衣裤，缝缝补补再往下传，只要干净整齐就行，没有人笑话。如果家里什么物件东西坏了，以修理为主，实在无可救药，再买新的，也是同类物品中最廉价的，父亲常常戏称自己是“凑合大学校长”。

至今九个子女虽然都成家立业，事业有成，生活水平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没有一个姐妹讲究吃穿，从不羡慕、不追求豪华奢侈，尽管好几位都已是社会成功人士或高知，仍然在日常生活上坚守节俭的原则，衣着基本来自于地摊货，干净整洁、朴素大方已成为我们许家根深蒂固的着装家风。这都得益于严父慈母的教导和影响。

当年姊妹们都在幼年求学时期，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有限的工薪，没有分毫的薪外收入。父亲一生清贫，廉如清水，经历了众多出生入死的磨难，始终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坚定无畏、乐观开朗的风骨，他是我们九个手足一生的严父良师，深谙家庭教育之道，善于将中国传统的育人精华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引导每个孩子如何立身做人，立心做事。

在他九十多岁晚年时期，他对孩子们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你们都读到大学毕业，没有知识不行。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第一代党员，我们党的理想还没有完成，你们要接着努力。”老人不会学舌说社会上流行的时髦话，其实就是要我们九个子女都成为‘又红又专’的人。

父亲为自己这一生作为，总结出一副对联：名利场中甘无我知行道上不让人。这两句教义深刻的话，成了我们家的重要家训和家规。父亲去世后，我们子女九人将这副对联用老人的手笔字迹，镌刻在他的墓碑两侧，永传后人。

另一张彩色的全家福，是父母亲过世后，我们九个同胞手足至亲，从各地汇聚于河南郑州，为整理父亲的众多遗作，在捐献给江西省档案馆交接仪式后合影。依然以年龄顺序阶梯般排列一行，但是父母不在了。当年由父母怀抱照相的老八老九也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多年协助爸妈把这些弟妹带大的老大姐已经是耄耋老妇。

值得庆幸的是九位同胞手足经历了共和国70多年的风雨颠簸，全部健在，无一阙如。这是托老爸老妈超常优秀的基因之福，度过了生活的磨难，走到今天。

每人都继承了父母‘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乐天心态。虽痛苦却快乐着。

可以告慰爸妈在天之灵的是九个同胞手足，全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没有一人受过党纪国法的处理，踏踏实实牢守党纪、国法、家训，当好普通人，“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九人中五位都完成了高等教育学业，成了各自专业方面的专家。虽有四位鉴于当年各项限定，没有上成大学，但也都完成了中等教育以上的学业。实际上，他们都通过奋发努力的自学，不仅比在大学里学到更多的知识，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也交出了人生合格的答案。

什么是“福”？我们没有攀高结贵之心，只有平安低头前行甘当“三牛”（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的义务。今年是我本命年，更应以“三牛”的精神严于律已，足不踏空，坚守晚节。对于当今的中国大众来说，国泰民安就是最大的福气。（西安报业传媒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