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本书,那么王有轩的这本书深刻而厚重。
革命年代,他迎着炮火前进,经历了一场场生死考验,锤炼出了坚强的党性;和平的日子里,他不向组织提一点要求,不占公家一点便宜,克勤克俭,在临终前把毕生积蓄捐给了家乡的小学,将清廉、坚韧、奉献的好家风留给了后人。
两年后,王有轩负责的看守所关押了一群积极要求抗日的学生,也正是这群学生,指引着热血青年王有轩走上了积极抗日的革命道路。当时,出于对被关押学生的同情,以及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不满,王有轩冒险帮学生向组织传递消息。最终这群学生被顺利营救,王有轩却被打了40军棍。
1936年10月,王有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西安事变”中,因表现勇敢,杨虎城将军奖励了王有轩60块大洋。他把5块大洋给了重病的战友,又用5块大洋还清了老家的债务,最后将剩下的50块大洋全部上交给了组织。
1937年2月,21岁的王有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一名党员的身份身先士卒,冲进了枪林弹雨之中。
王有轩是幸福的,他的革命生涯,有妻子张锦航一路相随,默默支持。
1922年8月,张锦航出生在陕西高陵的一个殷实之家。1936年蒋介石来到西安,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张锦航和一批青年学生一起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一致对外抗日,蒋介石却命令部队架起机枪向学生开枪,被赶来的张学良阻止。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的张锦航秘密加入了共青团。
也是在西安,张锦航和王有轩相识相知相爱。1944年,张锦航放弃家人安排的赴美留学机会,在河南偃师与王有轩结为夫妻。豫西抗日根据地条件艰苦,他们的婚礼十分简朴,战友们送来脸盆、毛巾、被褥、枕巾,以及一条十分珍贵的上海“太平洋”牌床单,为这对革命伉俪贺喜。
1959年,王有轩被派往西藏。因王有轩患有严重的胃病,尽管舍不得年幼的孩子,张锦航毅然选择随军,到艰苦的雪域高原照顾丈夫。
不只有胃病,王有轩的听力也在战场巨大的炮火声中严重受损。
惨烈、残酷,是抗美援朝战争留给王有轩最深刻的记忆。上战场前,王有轩和3名战友在北京的景山公园拍了张合影。战争胜利了,照片上的两名战友不幸牺牲,一名战友被炸断了双腿,王有轩也几近失聪。
那张合影,一直被珍藏至今,也成了王有轩心中永远的伤痛。
多年来,面对待遇、荣誉,王有轩从来不争,他总是对家人说:“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我这个活着的人还争什么呢?”
在王放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慈爱的人。不在父亲身边时,还是小学生的王放喜欢写信向父亲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回信时,父亲总会耐心帮她把来信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改好,一并寄给她。三年困难时期,花生是难得的零食,父亲会让她带一些到学校分给同学。
但只要一涉及公家利益,王有轩就变得十分较真且严厉。
在原铁道部西安物资办事处工作时,组织为王有轩配了一辆专车,接送他上下班。因为家里离公交车站还要走一公里的路,王放想让父亲上班时顺路把自己捎到公交车站,却遭到严厉拒绝,“这是公家的车,你不能坐。咋就这么娇气了,自己走着去。”
有一年夏天,家里的纱窗脏了,王有轩让孩子们拿到楼下的大水管处去冲洗,事后,他专门给财务处交了1角钱的水费。有一次,王有轩的呢子大衣沾上了一小块油渍,他从司机那里要了一小瓶汽油清洗,后又到财务处交了一小瓶汽油钱。还有一天,王放回家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正在分门别类整理乘车票据,她不屑地说:“这点小事让秘书办就是了。”王有轩却认真地对女儿说:“有些票据是看望自己朋友的,不是公事,不能报销。”
王有轩级别高,家里收入不算少,但他给孩子们花钱却斤斤计较。
“除了生活上的必要开销,以及购买学习用品外,父母几乎不会给我们钱。我们几个孩子常在背后说他们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吝啬鬼葛朗台。”王放说。
不仅要求家人节省,王有轩还一心想着为国家省钱。离休后,组织几次要按照政策给王有轩涨工资,都被他拒绝,“儿女都有工作,家里也没啥用钱的地方,不必给我涨,这钱就给国家省下吧。”最后实在推辞不过,王有轩就把涨薪后的钱都攒了起来,生活简朴依旧。
2010年,王有轩的身体每况愈下,老家来人看望他时,谈及村里的小学没有电脑,孩子们无法上微机课。那时,电脑很贵,一台就要近万元。王有轩将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48万元全部捐出,为学校建了一个微机室。
这时,王放才真正理解父亲,“父亲选择节俭,是因为想帮助更多的人,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去世前,担心给组织添麻烦的王有轩留下遗嘱:丧事从简,不要花圈,不要挽幛,不惊动组织。
迈入90岁后,参军、入党、打仗……那段火热的岁月常常如电影般浮现在王有轩的脑海中,从事过教育工作的女儿王放成了他最忠实的听众。这时,王有轩几近失聪,他声如洪钟地讲述着战争细节、战友情谊,王放倾听着、记录着、感动着。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父女俩促膝长谈,完成了一次“红色遗产”的传承。
“现在人们对那段历史越来越陌生了,你当过老师,能说会写,应该发挥优势,把红色文化讲给更多人听。”王有轩向女儿嘱咐。
2009年,王放从学校退休了,她带着父亲的期望,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另一条征途。“陕西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红色故事。作为革命后代,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担负起传承弘扬红色基因的重任。”王放说。在她的努力奔走下,陕西籍革命先辈的后代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
“我们这个团能成立实在太不容易了,30万元的注册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筹集这么多钱,王放老师二话没说,把自家的房子卖了。”回忆起当年,革命先辈孙作宾的儿子孙晓东说。
宣讲团成立以后,成员们深入挖掘父辈们的革命经历和家风家训,在一场场宣讲中再现当年革命先辈金戈铁马、浴血奋战的场景,带领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家风的魅力。近年来,王放带着宣讲团走过了全国26个省市。
2017年7月,受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邀请,王放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团干部连续宣讲了18天。每每讲述起自己的家风故事,回想起与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王放都忍不住流泪。但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太劳累,更不能太悲痛。姐姐总是劝王放要好好休息,但一有邀约,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还是会坚持前往,“我每讲一次,就感觉离父母更近了一点。只要有人想听,我就愿意讲下去。”
这些年除了宣讲外,王放还到处采访革命后代,收集红色故事,把许多尘封在历史烟尘深处的记忆重新擦亮。在她的笔下,陕西第一位共产党员刘天章、革命烈士刘仁杰、开国少将范明等革命前辈的奋斗故事令人动容。
一场场宣讲的开展、一篇篇文章的发表,让宣讲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加入。现在,宣讲团成员已经达到了78人。最让王放欣慰的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的孙女王珑、范明将军的孙子郝淼等第三代革命后代的加入,给宣讲团注入了新鲜血液。
“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每场宣讲,王放总会引用革命烈士瞿秋白牺牲前说的这句话作为结尾,“我会尽我所能让大家记住那些为民族、为国家牺牲的烈士,这也是父亲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