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高庆元，1917年出生于陕北米脂县。1937年前往延安参加革命，被安排在中央军委警卫营三连三排七班，负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警卫任务。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退伍，在延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后辗转西安、绥德、韩城、商县（今商洛市商州区）、柞水等地工作。1981年，高庆元离休，2017年3月逝世，享年100岁。

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条河流，那么高庆元的人生可以称得上波澜壮阔。

从十六七岁为地下党组织放哨，到20岁来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再到扎根基层建设新中国，他早已将人生融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汇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浩瀚海洋。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纪念章、“献给共和国创立者”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又是一年清明节，高水战拿出那个装着父亲一生荣誉的茶叶盒，抚摸着一枚枚闪光的纪念章，父亲的话语又回响在耳畔。

“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那是20世纪初的陕北米脂，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盘踞一方的军阀、土匪让百姓饱受苦难，但这片土地上的革命烽火却在熊熊燃烧，映红了少年高庆元的心。

1935年，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经常组织同志们在姜兴庄秘密开会，放羊娃高庆元就在外围放哨。有一次国民党部队快要包围开会的地方了，警觉的高庆元发现后赶紧跑去送信，大家立刻从大烟囱里钻出去，避免了伤亡。

那时，国民党在米脂县招兵，只要报名就给发银圆和粮食，但家境贫寒的高庆元丝毫没有动心。

“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咱们的大救星，要跟着共产党走。”怀着这个朴素的想法，1937年在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他和村里的18个小伙伴一起去延安参了军。

在延安，高庆元被编入中央军委警卫营三连三排七班，肩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光荣职责。在高庆元的记忆中，毛主席随和又亲切。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主要武装力量开赴前线，警卫营的任务也愈发艰巨。有一次，高庆元所在的三连接到一个押送日本战俘的任务。途中，3名战俘趁战士们在河边洗脸时抢了枪，一名战士不幸牺牲。高庆元和大部队闻讯立刻赶去增援，最终在一个山洞追到了战俘。

“打仗，我们有老百姓送饭，他们没有。”后来提起这事儿，高庆元的语气中满是自豪。

1940年，高庆元执行了一次惊险万分的任务。当时，高庆元等6人刚刚把抗大干部护送到洛阳，还没来得及休整，上级又安排他们护送周恩来和林伯渠从西安返回延安。但一大一小两辆车行至洛川时被国民党的部队拦住，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谈判，国民党的部队同意让小车先走，大车则扣留在洛川。小车载着首长顺利通行后，高庆元和战友们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连长告诉大家，要是等到晚上9点还走不了，就突围。大家都做好了在突围中牺牲的准备，好在有惊无险，晚上7点，大车终于被放行了。

在抗战相持阶段，日军的“扫荡”加上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在物资供给上遇到极大困难。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警卫营中，有许多像张思德一样的战士冲在了大生产运动的第一线，高庆元也是其中之一。

延安的冬天漫长又寒冷，延河结着厚厚的冰。高庆元经常要和战友们冒着风雪严寒徒步百里，把南泥湾烧制的木炭背到延河边的集市上跟老百姓换小米、南瓜。有时候木炭迟迟换不出去，高庆元就得在寒风中多挨些时间。

“国家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

1942年，高庆元响应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脱下军装转入地方工作。

参加沙家店战役、组织土地改革、进入地方干部训练班学习税收知识、在黄河边收缴大烟土、随军解放西安接管财税工作……高庆元用他高涨的工作热情为新中国的成立添砖加瓦。

1961年9月，一纸任命书让不惑之年的高庆元与柞水县紧密相连。在这个秦岭深处的小县城他一待就是20年，深度参与了该县手工业从无到有的艰苦创业之路。“父亲是有机会调走的，但他却说‘国家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柞水建设需要干部’。”小儿子高水战说。

1938年，高庆元和在延安保育院工作的姜宝玉结婚，婚后二人共生育了6个子女。孩子多负担也重，他俩的工资就显得捉襟见肘。

“父亲就爱吃捞面条，拌上点儿猪油就很满足了。”在高水战的印象中，父亲生活很简朴。

好在孩子们都很懂事，早早就当起了家。大一点的孩子围着锅台做饭，小一点的孩子就负责烧火，一个带一个，高家的6个孩子都学会了做家务，虽然清贫但幸福。

为了多赚点钱，姜宝玉不仅在副食品公司帮厨，还给招待所洗床单、给税务局洗工作服、帮粮库“倒仓”。这个陕北女性用一双勤劳灵巧的双手默默支持着丈夫，养育着孩子。

那时粮食定量供应，为了让一家人吃饱，姜宝玉会把家里的白面拿出去换成苞谷面。“1斤白面可以换3斤苞谷面，即使这样，母亲也总是把干饭捞给我们，她吃稀的。”高水战说。

到了1970年，组织调高庆元任县委招待所所长，级别高了，工资也会相应提高，但他却把调工资的机会让给了所里的厨师，“他家是农村的，更苦。”

父母的勤劳、正直、善良也成了子女们的成长密码，指引着他们迈过人生中的沟沟坎坎。

1991年，高水战的妻子下了岗，两个孩子还在读书，一家四口只有高水战一人挣工资，入不敷出。

“一直借钱也不是办法，还得靠自己。”打定主意后，1998年，高水战支起了一个小吃摊。每日凌晨四点半，高水战就起床蒸凉皮、备配菜，和妻子一起把车推到摆摊的地方，他再回家换上西装皮鞋，赶到单位上班，就这样坚持了6年。

高庆元的6个子女中，有的在基层派出所工作，有的是普通工人，他们在和平年代靠勤劳的双手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小家。而今他们都已退休，过着平静、平凡的生活。

“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了”

1981年，高庆元在柞水县饮食服务公司党支部书记任上离休，按照地方企业退休干部的待遇标准领取退休金。根据政策，高庆元属于抗日战争前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应该享受厅局级待遇。直到高庆元80岁那年，组织部门查阅档案才纠正了这个错误。

有人劝他，“这16年下来差得可不是一点钱，得要求补。”但高庆元却摆摆手，“和我一起到延安参加革命的18个伙伴，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了4个人，我已经很幸运了，还计较啥，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了。”

因知足，故常乐。到了晚年，高庆元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儿孙们时常见他都是笑呵呵的。

2015年9月1日上午，组织给98岁的高庆元送去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天晚上，他戴上老花镜把纪念章看了又看。

因为早已退伍，高庆元没有了军装，但他找出了一件体面的黑色大衣，将这些年组织送来的一枚枚纪念章郑重别了上去。9月3日上午，高庆元就穿上这件大衣，坐在沙发上观看电视里的阅兵仪式。

“我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你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要学会感恩。”……高庆元边看边嘱咐家人。当第一方阵抗战老兵的车辆开过天安门广场时，高庆元想到了九死一生的战争瞬间，想到了艰苦的延安时期，也想到了牺牲的战友。

2017年3月，高庆元弥留之际还不忘告诫家人：“不要给组织提要求。”

那段时间，24岁的高宁颢一直陪在爷爷身边，这也是他第一次静下心来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那是一段高宁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那是历史课本里的章节，也是电视剧中的场景，更是爷爷的青春。”

人生倏忽百年，山河万古长青。在这漫长与短暂的交错间，高庆元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时光中沉淀、在历史长河中闪耀。

而对于家人，高庆元是力量之源也是温暖灯塔。高水战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玻璃相框，相框内从左到右依次是高庆元的军装照、高水战年轻时的证件照以及高水战两个儿子的合照，影像将三代人定格，但一脉相承的精神力量却在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