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山静静矗立，于都河奔流不息，山水无言，却能铭刻伟大。而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中，有一次名为“长征”的伟大壮举，始终闪耀着动人心魄的光芒。
红军不怕远征难！行走在万水千山的起点，回望92年前那次出发，人们总会追问，是怎样的纪律，保障着8.6万中央红军主力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答案，就回荡在赣南的青山绿水间。
腊八刚过，瑞金市沙洲坝村田间种植的油菜叶片舒展、绿意葱茏。游客聚集在村头的红井旁品尝刚打上来的井水。不远处的一组雕塑定格了1933年9月毛泽东主席手持铁锹，带领红军战士和“老表”一起挖井的场景。
那时，有了干净水喝的沙洲坝村群众不会想到，一年后，红军要离开瑞金，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的范围日渐缩小，党和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撤出有生力量，是形势所迫的艰难抉择，更是延续革命火种的唯一出路。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遵循着毛泽东提出的“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条铁律，创造了黄洋界保卫战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这条铁律，也保障着突围转移的有序推进。
“当时，国民党军对根据地虎视眈眈，一旦转移意图暴露，党和红军会遭到设伏堵截，有全军覆没的风险。”瑞金市史志研究室负责人苏春生介绍，长征前期，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秘密筹划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
1934年10月9日、10日，中革军委先后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和《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计划做了具体安排，并分层级传达。
“出于保密需要，广大红军战士并不清楚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部队要到哪里去，他们只是严格按照上级的命令前进。可以说，对纪律无条件的恪守，是8.6万人突围成功的关键所在。”苏春生说。
云石山旁的主题陈列展馆内的一组雕塑，向参观者讲述了董必武和妻子陈碧英话别的场景。
陈碧英时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体检时因体重不达标未被允许参加长征。陈碧英跟着队伍送了一程又一程，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候，她把一支手电筒递给董必武，“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这一别，竟成永别。
走还是留，对于当时的苏区干部来说，从来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必须服从的组织决定。
为了牵制、迷惑敌人，中共中央安排项英、瞿秋白、陈毅、何叔衡、贺昌、陈潭秋、毛泽覃等一批同志留守中央苏区。历经五次反“围剿”，苏区的资源已近枯竭，留下意味着有极大概率牺牲。这些同志毅然服从决定，照常领导各部门工作，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牺牲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
渔船横向排开，上面铺上木板就成了桥。于都县东门渡口一段复原的浮桥，成了许多人想象长征渡河出发场景的直观载体。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傍晚，中央红军主力靠着当地百姓支援的木板和渔船渡过了湍急的于都河。站在渡口，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讲解员胡晓琼向记者讲述了发生在1934年10月18日傍晚的一场对话。
当时，毛泽东主席来到渡口检查架桥情况，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汇报：“上井冈山前，您说不能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又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损坏了东西，我们都按价赔偿。”
对于群众的损失，毛泽东则考虑得更细：“打个比方吧，造一条船要100块大洋。你们把它搞坏了，他再雇工造船，一时不能生产，又不能饿饭，这样花掉30块大洋。所以，要赔130块大洋才对。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要按实际损失考虑。”
从事讲解工作以来，胡晓琼已记不得将这段对话重复过多少遍，但每次讲起，她还是会感动于主席对群众的细致关怀以及红军在危难时刻仍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坚定自觉。
民心是纪律赢来的。行走于都，记者听到了太多感人的故事——
渔民李声仁全家齐上阵把一船船红军运过河，饿了就抓一把生米充饥；刘赞唐将老宅的门板拆下、房梁锯断，帮红军搭浮桥；妇女们组织了许多洗衣队帮红军洗衣服……30多万于都群众坚定地与党和红军站在一起，严密封锁消息，用温暖宽厚的双手护送中国革命的火种燃向远方。
“跟着走”，是苏区好儿郎们震耳欲聋的誓言。在苏区时期，30多万人口的于都有6.8万余人参加红军，1.7万余人参加长征。到新中国成立时，参加过长征的于都子弟仅剩277人。
李骏指挥队伍在罗坳镇石尾渡口渡河时，师长知道他家在附近，就主动批准他回家探亲。可当时部队是秘密转移，此前给战士们思想动员时就强调“不逃跑，不回家，不让老婆拖尾巴”。李骏坚守岗位，没有回家。
渡河后，李骏在部队休整间隙给妻子写去一封家书，“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1935年1月28日，在贵州遵义的青杠坡战斗中，李骏不幸中弹牺牲。他守住了纪律，却没能守住对家人的承诺。
“张闻天曾说，‘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如果说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是长征胜利的根本动力，那对纪律的严格执行，就是对理想最坚定的捍卫。”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编辑研究科科长管冬梅说。
在长征出发的队伍里，有一支128人的加强连，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部队的“眼睛”和“耳朵”——一台发电机和一台发报机。
一声令下，使命必达。经过一次次战斗以及爬雪山过草地，加强连减员严重，最后只剩下谢宝金、段九长和钟起汉3名战士。三副铁肩膀担起了整个连队的使命，将发电机和发报机安全护送到了延安。
“爷爷虽然身高近一米九，但发电机足足有68公斤，很难想象他是凭着怎样的毅力背着一个那么重那么冰冷的铁疙瘩行军的。”每每想起这些，谢宝金的孙女谢慧都会心疼。
于都县岭背镇谢屋村立着一尊谢宝金的雕像。他手持木杖，身背发电机，沉毅的目光望向远方。
这目光里凝结着一位红军战士对纪律的绝对服从，对理想的忠贞不渝。
谢屋村往西南方向90公里，就到了丘陵密林中的信丰县百石村。
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赣州分中心特约研究员庄春贤带着记者爬上村子后山，在当年的战壕前，讲述了1934年10月21日，在这里打响的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指示，红三军团第四师奉命作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右翼先锋。在百石村附近，第四师遇到了敌军阻击。
战斗打响后，勇猛的红军很快占据上风，惊恐万分的敌人躲进了一个坚固的土围子负隅顽抗。师长洪超亲率一个排到前沿阵地进行侦察，命令把迫击炮调来。话音刚落，洪超被敌军射出的一颗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战士们怀着满腔悲愤用迫击炮将一米多厚的围墙炸开几个大缺口，歼灭了敌人，撕开第一道封锁线。
自1990年从事党史研究工作以来，庄春贤沿着那道战壕踏勘过几百趟，他熟悉这场仗的每个细节，“那时敌人躲在土围子里放冷枪，打死了喊话劝降的红军战士。洪超作为一位统领数千人的师长，毅然冲到最危险的前线指挥战斗，充分彰显了红军官兵一致的原则。”
洪超长眠在了他战斗过的百石村。
为有牺牲多壮志！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长征，红军营以上干部牺牲430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80多人。广大红军将领都如洪超一样，把军令看得比山重，身先士卒，视死如归。
朱德曾说：“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发生在大余县左拔镇云山村曹氏围屋的故事，为这句话做了有力的注解。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长征的队伍继续西进。在红军中央纵队到达左拔镇时，曹氏围屋内的群众因为苦兵祸久矣，早早逃到了附近的山上。可他们远远望见这群穿着灰军装的兵不闯门、不抢东西，也就放心地回了家。
当年见过红军的人大都去世了，但他们把和红军相处的故事传了下来。曹为民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走在围屋的石子路上，曹为民向记者罗列老辈子口中的红军：小鬼们穿得很破，晚上就并排睡在路边；他们很热心，会帮着老人干些挑水、劈柴的活儿；红军看到当地人的竹火把照明时间长，就想掏钱买，但是竹子到处都是，做火把也不费什么事儿，淳朴的群众不肯收钱。
“几天相处下来，村里人对红军从刚开始的害怕变成了亲近。”曹为民说。
从“怕”到“亲”，红军用严明的纪律重新定义了人民群众对军队的认识。军爱民、民拥军，这是坚定的“双向奔赴”。
云山村隔壁的漂塘村，有一座当地群众守了近半个世纪的红军墓。1月31日，守墓人何昌坤带着记者沿着陡峭曲折的山路爬了半个小时来到墓前，讲起那段往事。
长征期间，红军将两名伤员委托给当地群众照顾。几天后，两名战士因伤势过重去世，群众秘密将他们埋在院子里。1984年何昌坤的父亲在翻修老屋时挖出了红军遗骨，就和家人一起把两位烈士埋到了木梓山的高坡上。
“父亲临终前嘱咐我要把红军墓守好，每年我都带着孩子去扫墓，也是希望他们能替我一直守下去。”何昌坤说。
大余县左拔镇云山村的曹氏围屋曾是红军中央纵队长征宿营地。武利芳 摄
沿着红军的足迹行走在赣南大地，分明能感受到一种不随时间消弭的精神。
1950年，从于都县银坑镇走出的老红军曾广华在登记表上，写下“复员回家种田”，谢绝了组织为他安排工作的好意。
“父亲说自己没有文化，种地也是为国家作贡献。”儿子曾昭梁回忆，父亲很勤劳，在山上开出了好几块荒地，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父亲把地都交给了集体。
赣县籍老红军刘江萍在湖北省军区工作时，面对老家亲属想让他帮忙安排工作的请求始终坚持原则，不徇私情。
“家乡人民看到叔叔当了领导也不利用权力给亲戚谋福利，夸他是共产党的‘芯子’。”刘江萍的侄子刘筱峰说。
大余县老红军张义华曾任东北军政大学江西分校供给处军需科科长，妻子看到很多人家里都有军用脸盆，也想让他帮家里拿一个。
没想到妻子的小小请求却惹恼了张义华，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火的他吼道：“你有钱不会自己去买吗？为什么要占公家的便宜？别人犯错误，你也要我犯错误吗？”
“公家的便宜一点儿也不能占，这是爷爷教我的。”张义华的孙子张智维说。
这精神，滚烫热烈，在无数人心中燃起一盏信仰的明灯——
2026年1月24日，寒假第一天，陕西省神木中学教师王文阁就自驾走上了长征路。
4天后，记者在于都采访时与他偶遇。谈及此行的目的，王文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我就是想一步步走近先辈的初心，感悟信仰的力量。”
2010年的冬天，于都县百余名红军后代组建起一支名为“长征源”的合唱团。没有编制、没有工资，15年，700多场公益演出，他们把带着赣南乡音的《长征组歌》唱响全国。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合唱团团员、于都县退休教师易克美眼含热泪为我们唱起组歌中最让她动情的这首《告别》。
“我有两个爷爷参加了长征，每每唱起这首歌，都感觉穿越到了于都河畔，看见了爷爷们无畏的背影。”易克美说。
时光荏苒，更多后来人以一脉相承的好作风为动力，昂扬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打造出现代家居、有色金属和新材料、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4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国家级创新平台总数达25个，创新动能显著增强；2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成运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在新时代的浩荡东风里，赣南这片红色热土，正快步迈向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