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云南不仅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关键地点，也是播撒革命火种的重要基地。红军在云南境内的活动对整个长征胜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杨伍荣：红军在云南的活动对后续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军事上最直接的贡献是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威信县扎西镇等地召开了扎西会议，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并对中央红军的行动战略和部队规模进行了重大调整。通过巧渡金沙江，红军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云南期间，红军还截获了龙云赠送给国民党部队的云南军用地图，为精准规划行军路线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充实革命力量方面，云南各族青年踊跃参军，不断扩大红军队伍，为接续长征补充了新鲜血液。红九军团在会泽县扩红1500多人，宣威县有近300名青年参加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在祥云县扩红七八百人。为了帮助红军，熟悉地形和道路的群众主动带路，有力增强了长征途中的战斗力。

在民族工作中，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播撒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思想火种，也赢得了民心。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族平等的口号；红二、红六军团在中甸县城张贴布告，还规定了7条政治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同时，还筹集粮草5万公斤，为继续北上做了必要的物资准备。

记者：巧渡金沙江是红军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关键一战。红军过金沙江时体现了怎样的纪律性从而保障此次渡江胜利？

董杨：红军在渡江前沿途张贴渡河纪律，并专门成立渡江总指挥部，规定所有部队必须绝对服从其统一指挥，这些举措为后续有序渡江奠定了制度基础。部队抵达江边后，所有人须听号音依次前进，严禁争先恐后；每条船除船夫外，还设有专门的司令员，负责维持秩序；船内人员无论职务高低均需听从其调度，就连成群的驮马也卸下鞍具和物资，拴在船尾随船有序过江。在渡江过程中遇到战略调整时红军战士也坚决执行命令，当时原定左、中、右三路分别从龙街渡、皎平渡、洪门渡渡江，但因左路和右路受阻，中革军委果断下令红一、红三军团星夜急行军转至皎平渡，红五军团则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一再延后撤防日期，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一直坚守到接到命令后才陆续撤出阵地迅速渡江。可以看到，红军巧渡金沙江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组织有力、纪律严明，这才保障了渡江的胜利。

记者：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中，严明的纪律是红军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重要保证。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意义？

杨伍荣：红军长征留下的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穿越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精神密码”。这深刻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将这份铁的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人民群众是靠山和力量源泉。红军所到之处，不仅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开仓济贫，打击反动势力和废除苛捐杂税，使群众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好、红军好”。在党和红军的感召下，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做革命队伍的“靠山”。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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